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以下简称SOX 404）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费用，给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审计成本负担（爱德尔等，2009；基尼和厦柏森，2011；迪恩和沙利文，2012），这与经典的修正内部控制缺陷导致审计费用下降的观点并不一致（霍格和霍林斯沃斯，2011），被称之为SOX 404的“审计费用之谜”。2012年是我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强制实施年，财政部、证监会于2012年发布的《分类分批实施通知》规定，主板上市公司应自2012年起分类、分批实施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那么，我国的内部控制审计是否也存在“审计费用之谜”呢？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审计会增加审计师的审计投入和风险溢价，导致审计费用上升（张国清、夏立军，2013）；另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美国的SOX 404，中国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实施公司的范围选择上较慎重，具有分类分批实施的特点，且考虑到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时间较短，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审计费用上涨的政策效应（王永海和王嘉鑫，2017）。以上两种观点尚未达成一致，可见我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审计费用之谜”依然存在。

可是，《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简单判断的问题。一方面，美国SOX 404之所以给企业带来沉重审计费用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SOX法案是由美国国会出台的法律，旨在惩治财务舞弊，具有法律强制性的特征。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是法律，而属于企业管理制度的范畴，在强制性、处罚力度与约束力上可能起不到像SOX法案那样的威慑作用，可能导致国外已有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适用，因而亟待检验。另一方面，当前国内有关内部控制审计的研究更多关注了其对审计延迟（张国清，2010）、资本成本（吴益兵，2012）、盈余管理（李英等，2016）和控股股东掏空（钟凯等，2014）等方面，而对审计费用的研究相对不足。此外，实证检验政策效应也具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发现，上述文献使用的实证方法多是通过定义政策虚拟变量，利用OLS和面板固定效应进行估计，而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审计的决策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采用OLS会产生有偏估计，采用固定效应估计也不可避免会受到遗漏变量偏差和反向因果的影响，因而仅通过上述方法难以较好地建立内部控制审计与审计费用间的直接联系。因此，《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我国尚缺乏经验证据。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采用标准的政策评价方法——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以下简称DID）和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以下简称RD），以2012年颁布的《分类分批实施通知》为准自然实验，试图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分类分批实施通知》是否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第二，若“显著增加”成立，该政策效应会受到何种因素的调节以及影响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之所以选择《分类分批实施通知》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此次《分类分批实施通知》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条件。一方面，《分类分批实施通知》满足应用双重差分的两大条件，一是新政策对于研究样本是外生事件，二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另一方面，《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实施企业的总市值与三年平均净利润指标制定了详细的定量标准，这有助于断点回归的阈值设计。其次，已有研究表明，产权性质（方红星等，2016）、所有权结构（聂基能和萨斯特姆，2004）等会影响审计定价，而此次《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并不涉及企业产权和所有权结构等问题。如果能够证实新政策实施后企业审计费用显著增加，则意味着其增加审计费用的政策效应确实存在，排除了企业产权和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对审计费用的影响。(www.daowen.com)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