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我们区分了公司规模和审计质量，以检验公司横截面差异对政策效应的影响。

首先，按照公司规模（总资产）的中位数，我们将全样本划分为公司规模的高低组，进行分组检验。表5-13的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大公司规模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与REM的相关系数为0.045，t值为2.38，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小公司规模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与REM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真实盈余管理的激励效应在公司规模较大的样本中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更大（卡内曼等，1990），代理冲突更严重（延森和梅克林，1976；延森和墨菲，1990），相应地，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更强烈。

其次，按照审计质量的中位数，我们将全样本划分为审计质量的高低组，进行分组检验。参照王永海和章涛（2014）的方法，我们以是否经过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表5-13的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低审计质量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与REM的相关系数为0.031，t值为2.15，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高审计质量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与REM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真实盈余管理的激励效应在审计质量较差的样本中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外部审计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审计质量较差的企业中，其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

表5-13　公司横截面差异对“激励效应”的影响(www.daowen.com)

续表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t值；第（1）至第（4）列列示的是标准误差经过企业群聚效应调整后的结果；*、**、***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