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会导致企业的制度遵循成本上升，当管理层面临成本压力时，其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一般来说，内部控制制度的遵循成本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设计和执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成本，如支付给内控咨询机构的费用、相关信息技术升级成本、执行者的劳动力成本等；二是内部控制审计成本，如支付给会计事务所的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等（马赫和韦斯，2010）。相关研究表明，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遵循成本压力，例如美国财务经理人协会（Financial Executives International）曾对2004年美国上市公司的SOX法案遵循成本做过调查，结果显示SOX法案的遵循成本平均每年约为436万美元^[2]，这大大超过SEC最初估计的平均每年91万美元的遵循成本^[3]。基尼和厦帕森（2011）、迪恩和沙利文（2012）的研究也均证实，美国SOX 404条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费用，给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审计成本负担。国内方面，王永海和王嘉鑫（2011）针对我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即在《分类分批实施通知》颁布后，实施企业的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未实施企业。制度遵循成本加重的后果是大大减少了企业利润，而利润的下降通常会施加于管理层更大的业绩压力，因为管理层期待实现更高的业绩以获得绩效薪酬（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和增加行权概率（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因此，随着《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颁布，在更大的遵循成本压力下，业绩动机会激励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2）虽然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王永海和石青梅，2016），可是，抗风险能力的上升也会导致更大的盈余波动性（比弗等，1970；格巴尔等，2001），进而直接影响信贷行为（贝杰龙，2010；胡元木和王琳，2008；程小可等，2015）。从企业融资需求的角度来讲，由于正规信贷渠道的融资标准严格，致使那些有着较高盈余波动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甚至难以满足其正常经营需要（阿诺德等，2013）。弗朗兹等（2014）研究发现，债权人主要以债务人的财务状况作为融资放款的依据，而盈余的波动性是其中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果债务人距离放款条款的要求越远，那么其粉饰盈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徐朝辉和周宗放（2016）研究发现，融资需求驱动下的企业广泛存在盈余操纵行为，并且操纵手段更偏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我们可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实际上是公司风险承受水平的事后体现，即风险承受水平越高，盈余波动性越大，企业面临的融资需求压力也越大，那么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也就更强烈。因此，随着《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颁布，在更大的融资需求压力下，资本市场动机会驱使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3）随着《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颁布，企业内控监管的日趋严格，逃避监督动机可能成为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是一种针对企业员工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必然会导致管理层面临更强的约束与监管，而传统的应计项目操纵需要对会计科目进行调整，容易引起企业内部监管人员的注意，当管理层预期到这种风险时，他们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取而代之的是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科恩等（2008）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两类盈余管理相互替代的现象是因为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更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通常不会引起内部监管人员的注意。一方面，真实盈余管理是直接对真实的经济活动进行操纵，内部监管人员很难将真实活动操控行为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区分开。另一方面，外部审计师在鉴别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时，往往缺乏依据和标准，因而审计机制也很难有效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分类分批实施通知》会导致管理层面临更强的约束与监管，而逃避监管动机又进一步激励了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www.daowen.com)

此外，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的颁布会导致更多的内控缺陷被披露（王永海和王嘉鑫，2017），引发真实盈余管理的“溢出效应”（程等，2013；鲍尔，2015；冯等，2015）。冯等（2015）研究发现，与存货有关的内控缺陷披露越多，企业的存货管理体系越拙劣，这会导致异常生产性成本显著增加。雅维宁和迈里玛奇（2016）研究发现，披露的内控缺陷越多意味内控环境和控制活动存在着更多的噪音和干扰，管理层更容易构造真实活动操控盈余以获取更多私人利益。斯可夫等（2013）研究发现，内控缺陷越多的企业其内幕交易越多，管理层操纵真实盈余的可能性越高。综合上述分析，本书提出激励假说：

H1：分类分批强制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激励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