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颁布到2012年《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全面实施可以看出，我国内部控制制度总体上是朝着实施范围扩大化、执行标准统一化、监管处罚严厉化的方向演进，具有诱致性制度向强制性制度的演进特征。制度经济学认为，这一制度演进过程可以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假说（林毅夫，1993）进行解释，即国家干预或政府介入，收紧内控制度实施弹性，通过推行统一的制度安排来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以缓解诱致性变迁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可是，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也可能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导致制度的实施初衷与实际效果南辕北辙。那么，2012年内控领域的这次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理论机制上分析，其答案并不确定。

一方面，盈余管理的动机理论认为，业绩动机、资本市场动机和逃避监管动机会激励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行为（贺利和威能，1999），而基于SOX的研究证实，强制开展内部控制建设确实会导致企业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融资压力与监管压力，也就是说，《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颁布有可能激励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动机。另一方面，无论是COSO的《内部控制框架》还是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与完整都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那么在理论上内部控制确实具有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功能。因此，基于上述两种对立的解释，本书提出竞争性假设——激励假说和抑制假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