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部门在《分类分批实施通知》中对制定强制兼分类分批实施的政策依据做了如下说明，“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在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基础、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差异的情况下，决定在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推进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由此可见，公司异质性是监管部门制定分类分批实施模式的重要依据。那么，本书的疑问是这一政策依据能否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会因公司横截面差异而有所不同吗？

（1）为检验企业规模差异对政策效应的影响，我们按照大于或小于企业总资产对数的行业、年度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大、小企业规模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表4-18的第（1）至（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大企业规模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为-0.001，并不显著，而在小企业规模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为-0.009，t值为-4.99，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两组结果通过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在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大规模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本身就好于小规模企业，故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其内部控制的可完善空间更大，《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2）为检验盈利能力差异对政策效应的影响，我们按照大于或小于ROA的行业、年度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强、弱盈利能力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借鉴刘建民等（2017）的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表4-18的第（3）至（4）列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强盈利能力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而在弱盈利能力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为-0.005，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果在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中更明显。

（3）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内部控制则是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二者能够形成有效互补（张川等，2009）。我们预期，审计质量越高的企业，其外部监督的情况越好，相应地《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更显著。据此，我们参照王永海和章涛（2014）的研究，以是否接受十大事务所审计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分组检验。表4-18的第（5）至（6）列报告了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在“十大”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为-0.011，t值为-4.62，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非十大”组中，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两组结果通过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在审计监督较好的企业中更显著，检验结果验证了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间的互补作用。

表4-18　公司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

续表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t值；标准误差经过企业群聚效应调整；*、**、***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www.daowen.com)

（4）检验了公司治理能力差异、制度环境差异、机构投资者监管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于公司治理能力，我们使用了两权分离度指标，对于制度环境，我们使用的是市场化指数，对于机构投资者监管，我们使用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指标，依然延续上文做法进行分组检验。表4-19报告了检验结果，我们发现：首先，在公司治理能力较差（两权分离度低）的样本组中，《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更明显，这与前文结论类似；其次，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好；最后，在机构投资者监管越严格的企业，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好。

通过上述公司异质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会因企业异质性而有所不同，这与基于SOX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奥普和托马斯（2008）研究发现，SOX法案对企业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具有积极影响，而对规模较小、盈利较差的企业实施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这部分企业存在先天的激励不足问题；如基尼和厦帕森（2011）研究发现，当《多德-弗兰克法案》与《创业企业融资促进法案》对小规模上市公司采用完全豁免模式后，内部控制建设的激励不足问题得到明显好转。

表4-19　公司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续）

续表

续表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t值；标准误差经过企业群聚效应调整；*、**、***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