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盈余管理是内控研究领域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的早期文献都是基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但随着资本市场监管的加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逐渐减少了应计盈余管理的使用，转而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罗伊乔杜里，2006；科恩等，2008；龚启辉等，2015）。这其中，罗伊乔杜里等（2006）为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首次提出，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不同，它并不是对会计科目进行调整，而是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来达到财务目标的会计盈余操纵行为。罗伊乔杜里等（2006）进一步指出，真实活动操控包括生产性操控、酌量性费用操控和销售操控三种方式，可用异常生产性成本、异常酌量性费用和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估计。一般来说，若企业当年需要更高的的会计利润，则管理层倾向于操控出更高的生产成本、更低的酌量性费用和更低的经营现金净流量。

依据霍特森（1990）的研究，真实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机会主义型，另一种是信息驱动型。前者是“积极的”的盈余管理，指企业通过合理利用会计选择权来向市场传递与公司发展有关的信息，具有较高的盈余信息含量，产生积极的市场反应，而后者是“消极的”盈余管理，指管理层为谋取私人利益而来操纵业绩，具有较低的盈余信息含量，引发消极的市场反应。

相比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首先，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通常不会引起审计师和外部监管者的关注。一方面，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是直接对企业的真实经济活动进行操纵，因而审计师和监管部门很难将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区分开。另一方面，审计师和监管部门在检查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时，往往缺乏依据和标准，因而审计机制和监管制度很难有效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其次，真实盈余管理牺牲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通常来说，真实活动操控行为会产生实际的现金流入与流出，而这些现金流量往往偏离预期经营规划，致使企业“寅吃卯粮”，这会严重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最终导致企业业绩下滑、价值下降（格拉汉姆和哈维，2005）。同时，真实活动操控需要管理层和外部关联方相互配合，其操控成本相对较高，并且这一操控成本最终转嫁到股东身上，有损股东利益。(www.daowen.com)

依据盈余管理的动机理论（贺利等，1999），管理层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存在三大动机，即业绩动机、资本市场动机以及逃避监管动机。第一，业绩动机方面，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股价紧密挂钩，薪酬与业绩水平之间联系越紧密，管理层操控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更强烈（巴斯特里瑟和菲利彭，2006）。第二，资本市场动机方面，由于高管个人利益与公司业绩及股价密切相关，因而管理层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以推高股价从中获利，例如IPO的“三高”现象、操纵业绩以缓解融资约束等都是典型的资本市场动机的驱动下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第三，逃避监管动机方面，不同的监管严厉程度会导致管理层做出不同的盈余管理选择，在“宽松”的监管制度下，管理层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而在“严格”的监管制度下，管理层会放弃应计盈余管理，而选择真实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