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重新唤起了经济学研究对空间因素的重视。本书在D-S（1977）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1991）中心-外围模型、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单中心城市模型以及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阿纳斯和熊（2003，2005）城市体系演化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更深入地探讨了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来源，分析了最优城市规模的存在性和城市单中心结构的稳定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提出了就地就近城市化应成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选择的建议。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构建了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参照克鲁格曼、藤田、阿纳斯等著名新经济地理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的经典文献，在单中心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基础上，引入了城市体系及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在空间连续结构的特点上引入城市内和城市间运输成本。对城市系统空间结构、运输成本形式、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偏好以及两部门（农业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设定之后，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各自最优化决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此架构下，由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导出一般均衡条件，并进一步证明均衡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模型中城市的向心力来源于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和工业品的运输成本，而城市的离心力来自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以及不可移动的地主。

其次，拓展分析了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给定外生变量和消费者偏好参数、交通运输因子、生产成本系数，求出内生变量的解析解。之后从三方面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分析：第一，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说明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比如当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提高时，工业品的品种会增多，消费者的效用上升；第二，找到了最优城市规模存在的条件和影响因素。我们以居民的福利（效用）是否最大化作为城市规模是否最优的标准。发现最优城市规模取决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运输因子、消费者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支出比例以及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工业品的运输因子越小，消费者在工业品上的支出比例越高，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越大，最优城市规模就越大；第三，为了对城市单中心结构中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城市集聚的原因和工业品交易的重要性，本书探讨了单中心城市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的充分条件，发现：相对农产品，当工业品支出在消费者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或运输成本较低时，制造业企业将有动力离开城市中心，往城市中心之外迁移。(www.daowen.com)

最后，挖掘出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政策含义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中来。本书利用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市场潜能曲线和均衡城市效用曲线，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分析并且得出：在市场自组织情况下，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为了避免城市过大，政府对新城市的规划和支持是必要的，农村和城郊人口涌入城市中心的城市化是有限制的。因此提出就地或就近城市化是我国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其中选择之一。在赋予就地就近城市化理论依据之后，本书分析了中国在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就地或就近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和条件，继而通过对中国四个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案例的描述、探讨，总结其经验认为，就地就近城市化应坚持：政府引导、项目带动、平衡利益、因地制宜以及全面建设。提出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交通设施和通讯条件的建设、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和专业化经营以及基层政策的科学规划与前瞻引导作为有序推动我国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