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随着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农村城市化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有13亿人口，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迅速，而适宜人们居住的面积有限并且在不断缩小，在短时间内把大部分农民集中在城市是不现实的。加之我国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现在能够利用的资源和生态承载能力，根本没有能力支撑8亿农民进入城市。而就地就近城市化一方面避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带来的副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村的城市化改造，可以解决农村建设缺乏规划、土地浪费等问题，使投向农村的财政资金得到更好地利用。因此中国必然要大力推进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

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相对其他形式的城市化（称其为传统城市化）具有一定的优势。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都属于移地式城市化模式，强调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开原居地向城市迁移，逐步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则是根据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农村人口不向中心城区集中为原则，在原有的居住地或城市边缘地带，通过科学规划，建设具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以及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的交通信息设施，主要发展手工业或机器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产业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农村生活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使就地就近城市化居民的收入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似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二者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农民生产方式更加工业化、生活方式更加城市化、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但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多是外生力量推动的被动性空间扩展的结果，而就地就近城市化往往在县城、乡镇甚至中心村的基础上演化为城市的，多是内生力量的增长推动形成的城市化过程。前者尽管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城镇化或城市化进程，但在轰轰烈烈的造城和扩城运动中，农民、外来户和政府之间产生了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上访、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后者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轻现有城市的人口和用地压力，而且能够缓和当前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激烈突出矛盾。传统的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张、房价虚高等城市病。特别是近十来年很多大城市的房价一翻再翻，工资和收入的增长速度根本“跑不过”房价上涨的速度，使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背负巨大的压力，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病症”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强化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则是有效防治和缓解“城市病”的良好举措。在传统城市化模式下，大量农民工进城，据统计，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仅有不到10%的农民工举家进城务工。这种状况诱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同时身为父母和子女的中青年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而疏于对孩子的培养和对老人的照顾，给社会增加了巨大压力。而就地就近城市化强调就地就近非农就业和市民化，通过土地置换和土地整理的综合方式，引导农民合理集聚，可以化解异地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再者，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互推进。200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制定了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措施，为实现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带来强大动力。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基础和前提，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高级阶段；新农村建设不断积累和强化着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因素，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前期准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既是我国城市化道路中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模式。(www.daowen.com)

此外，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也是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措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现就地就近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达到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述可知，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相对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是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主义构建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在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城镇化发达地区，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设想，而已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