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四章的分析，城市最优规模存在且唯一。因此，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到最优水平时，为了避免原有的大城市因为过度拥挤而使得原有居民的福利下降（即代表性居民的效用水平下降），新增加的人口最好到“郊外”建立一个新的城市。但在自组织的城市里，“多余”的居民会自动离开大城市而到“郊区”另立新的城市吗？根据第四章的命题和图5.4，答案是否定的。

图4.4　均衡的城市效用与城市规模的关系(www.daowen.com)

我们放松完全放任自由的假设，假设有某种力量使得有一部分经济个体愿意集体行动，统一迁移。比如某个大开发商有先见之明，因此预先开发一个半径为r=r1的小城市。此时，如果这个新开发的小城市能给新来的人们带来不小于居住在旧城市的利益（效用），则这个新城市就有生存的理由。如图5.4所示，当原有城市的规模远远地超过最优规模，但还没达到r2时，即旧城市规模在区间［r*，r2］时，尽管旧的城市已太大，但仍然没有经济个体愿意搬到新的小城市去。因为留在旧城市，居民可获得的效用由区间［r*，r2］的某一点决定，如果搬到新的小城市去，居民的效用由r1点决定，后者的效用显然更小。我们得出结论，当城市的规模已经超过最优规模，但没有超过r2时，没有人愿意搬离旧城市。因此新的城市必然诞生太迟，旧城市终将过大。

至此，我们已经从城市结构的稳定性、市场潜能函数、最优城市规模三个方面分析得到：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下，旧城市终将太大，新城市总是诞生太晚。这个结论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1）建立新城市，进行就地就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道路选择，不能完全依靠往大中城市迁移人口的办法； （2）新城市的诞生需要有政府的计划和支持，否则没有个体愿意搬到新的小城市去。政府解决城市过大的办法有两种：一是从技术层面改善城市体系，使得最优城市规模变大。比如改善公共设施，降低运输成本。但这样的改善常常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就地就近城市化，也就是在大城市附近，找到个别条件好或者有潜力的县城或乡镇，给予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建立新城市。宋华盛等（2012）研究也表明，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是可以同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