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对城市集聚经济的研究，主要考察外部性和产业集聚问题。白重恩等（2004）研究发现，行业外部经济和历史因素是决定中国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傅十和与洪俊杰（2008）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安虎森和殷广卫（2009）认为我国“东部崛起”是循环因果机制驱动各类生产要素进而产业和经济活动向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集聚并产生强大的聚集经济效应的结果。He and Pan（2010）考察了中国城市产业数据，发现非国有资本比例比较高、出口程度比较高和受地方保护比较多的产业更容易获得动态外部经济。吴建峰和符育明（2012）通过考察1980-2005年中国省级制造产业数据来识别马歇尔外部性，证实了马歇尔外部性是中国制造业地理上集聚的决定因素。陈良文和杨开忠（2006）对我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3-2003年间我国整个制造业集聚程度上升。金煜等（2006）考察了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除传统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外，经济政策如对外开放等是影响中国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力量。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选用1980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来考察工业企业地区分布的走势，结果发现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旧工业基地交替，我国产业空间份额区域收敛，而90年代后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加深。陈得文和苗建军（2010）实证分析发现，空间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U型关系，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市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知识溢出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我国区域的空间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张文武和梁琦（2011）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为基础，从劳动力集聚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