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具有区位集聚特征，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与经济转型显然也与区位再配置问题无法割离。在新经济地理学产生之后，我国学者也在此领域做了一些研究。

在理论探讨方面，李君华和彭玉兰（2011）认为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求解过程存在错误，运用角点均衡求解法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求解。但钱学锋和张艳君（2011）认为李君华和彭玉兰（2011）没有能认识到克鲁格曼CP模型所赖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传统和技巧，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CP模型的错误质疑，采用角点均衡求解方法对CP模型进行再求解的后果使得克鲁格曼CP模型中所刻画的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化机制变得模糊。鲁晓东和李荣林（2009）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特有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构建了一个带有区域化特征的四国八地区的自由资本模型，证明了在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国际资本会在不同层面产生集聚现象，形成生产布局的空间不均衡。邓慧慧（2009）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区域、两部门、三种生产要素的空间均衡模型，以此分析要素分布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关系及要素密集度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发现在一个较大的市场，贸易成本更低时，资本的集聚倾向大于劳动力的集聚倾向。陈良文和杨开忠（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在引入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后，即使运输成本为零，经济活动完全集聚在某一地区也可能是稳定均衡。杨开忠等（2005）通过放松厂商数量足够多的假设，得到了新厂商进入会对本地市场的厂商规模、产品价格以及产品种类数产生影响的结论。

在实证分析方面，我国学者主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或者某个具体模型来解释我国的产业集聚与区位选择，验证市场潜能的影响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等等。关于集聚和区位选择，黄肖琦和柴敏（2006）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探讨了FDI的区位选择决策。研究表明，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因素对于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以长三角次区域1978-2005年数据为样本，对产业在既定空间中心—外围式的集聚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在既定空间产生的自我集聚可以改善集聚区域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带来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陈建军等（2009）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结果表明，与制造业集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受地理因素、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影响方面都较弱。陈建军和崔春梅（2011）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采集2008年全国265个设区城市的二位数制造业产业部门数据研究了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表明：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区位选择更多地收敛于城市化集聚，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更偏好于地方化集聚。牟丽和吴声功（2012）在生产分割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基础上，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区位调整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了在生产分割情况下，制造业的空间区位存在类似于中心—外围的结构。关于市场潜能的影响，安虎森和朱妍（2007）延用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9）建立的市场潜能函数，解释城市出现和持续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新城市的规模和稳定性以及城市区域规模和人口。刘修岩等（2007）使用中国1999-2004年210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地区市场潜能等因素与其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刘修岩等（2007）使用1998-2004年中国地级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地区工资水平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潜能对其工资水平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孙军（2009）实证分析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地区市场潜能对工业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性。刘修岩和殷醒民（2009）基于中国282个地级行政区域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市场潜能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许政等（2010）利用1990-2006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的地理距离存在“～型”关系，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一致。范剑勇等（2010）应用贸易引力模型与1997年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分析了各地区的真实市场潜能，发现中国区域的真实市场潜能按从高到低顺序分为四个层次，同时，所有地区的真实市场潜能主要是由本地区内部需求引致的，而其他地区需求与国外需求引致的真实市场潜能较弱。潘文卿（2012）以一个表征市场潜能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考察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潜能每增长1%，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将提高0.47%，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关于本地市场效应，张帆和潘佐红（2006）、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钱学锋和熊平（2009）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和方法，在一个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基础上融入了比较优势因素，发现比较优势将会弱化大国的本地市场效应，使小国不致沦为工业化的外围。(www.daowen.com)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宋玉华和吴聃（2006）在一个空间经济学模型中引入了两国不对称的关税升级体系，研究关税升级对垄断竞争产业发展的影响。李宏艳和齐俊妍（2008）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加入投入产出垂直关联因素的跨国跨产业的新经济地理模型。郑飞虎和史潇潇（2010）、盛垒（2010）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了跨国公司研发集聚的行为。

综上所述，自克鲁格曼创建新经济地理学以来，空间和区位的重要性又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新经济地理学在国外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发展，其建模技术日益成熟。但国外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上，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引入介绍”阶段，少数国内比较知名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不少的探索。但总的来说，国内学者要么是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要么在国外学者建立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而且实证研究常见的是对集聚或城市最优规模的测度。就我们所知，迄今为止，没有国内学者建立过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更不用说求出了解析解。像李君华和彭玉兰（2011）的这类研究确实为我们理解克鲁格曼的CP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性的视角，但并不属于对克鲁格曼CP模型的一个理论拓展。大多数学者在利用国外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时，模型的设定和目标函数的求解过程都是不清楚的，市场潜能函数具体是怎么得到的，本地市场效应是如何衡量的，文献中都没有相应的说明或具体的推导过程，缺乏可验证性。另外，将克鲁格曼、藤田等新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结论拿来用的时候，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否与中国的现实经济相吻合也有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