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建立的基本的CP模型假定经济体系中有两个区域，有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相应地有两类工人——农业工人和制造业工人。农业部门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利用土地和工人生产同质的农产品，农业工人在两个区域之间不可流动；制造业部门采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利用工人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生产一系列差异化的工业品，制造业工人在两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可以在城市的任何一点（除了CBD）上生产，无运输成本，而工业品在区域之间的运输遵循“冰川”成本形式。在这一模型中，不能流动的农民是一种离心力，因为他们也消费工业品，而工业品存在正的运输成本。向心力则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构成的一个因果循环关系产生。如果前向和后向联系导致的向心力强大到足以克服不能流动的农民所产生的离心力，经济最终将是中心—外围结构，所有的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区域。中心—外围结构在三种情况下有可能发生：工业品的运输成本足够低；工业品的种类足够多；或消费者在工业品上的支出足够大。然而，克鲁格曼表明，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波动，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区域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简言之，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当然，“中心—外围”模式能够发生并不表示必然发生，即便发生是否可以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分布也可能是稳定的。

克鲁格曼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开拓者，其开创的“中心—外围”模型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和里程碑。但克鲁格曼建立的基本的CP模型，有一些与现实很不相符的前提假设，后来经济学家相继放松了这些假设，使CP模型得到了新的发展。基本的CP模型中只存在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而现实中政府行为对于厂商的选址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拉纳斯巴、普尤和桑斯（Lanaspa，Pueyo and Sanz，2001）在基本的CP模型之中考虑了公共部门的作用，讨论了政府行为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基本的CP模型假设制造业工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只根据当前的工资差异做迁移决策。鲍德温（Baldwin， 2001）在基本的CP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工人的前瞻预期，即制造业工人依赖他们对于未来工资情况的预期做出迁移决策。为此，鲍德温在模型中加入了现实贴现率以及迁移成本，区分了历史与预期对集聚的重要性。奥塔维诺和普加（Ottaviano and Puga，1998）也利用贴现率将历史对预期的作用进行了归纳，发现在迁移成本低且工人具有耐心的情况下，预期可以推翻历史上形成的空间经济结构；基本的CP模型主要建立在静态的框架下，隐含地假定经济不存在长期的增长。鲍德温和福斯里德（Baldwin and Forslid，2000）扩展了该模型，引入了资金和产品创新因素，得到了一个长期内生增长以及制造业选址内生的模型，表明了长期增长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基本的CP模型是基于连续时间的长期模型，而柯里和顾彬（Currie and Kubin， 2003）则在短期的框架中，放弃了连续时间的假定，转而采取了离散时间的假定，以讨论基本的CP模型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是否会受到影响。他们发现在长期的发展中，经济活动的分布最终都收敛于两种可能的稳定均衡状态，即对称均衡和中心—外围均衡状态，而离散时间则可能导致出现两区域同时拥有较为发达的制造业部门的暂时现象。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改变了基本的CP模型中关于生产技术的假定，在生产要素方面引入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中间投入品等等，形成了新的模型，比如马丁和罗格斯（Martin and Rogers，1995）的自由资本模型、奥塔维诺（Ottaviano， 2001）的自由企业家模型、鲍德温（Baldwin， 1999）的资本创造模型等。以上这些拓展模型的建模思想和技术与克鲁格曼（1991）的CP模型是一样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经济个体的潜在区位决策，都是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非线性互动的内生结果。这些拓展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克鲁格曼CP模型结论的稳健性。

克鲁格曼CP模型关于空间经济结构演化的思想不仅使空间因素重新回归到主流，而且唤起了人们对经济活动区位的重要性的高度关注。在克鲁格曼（1991）建立CP模型之后，新经济地理学将这一模型广泛用于分析城市体系的层级演化。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城市体系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是克鲁格曼（1996）已经提供的空间结构演变的方法。该方法保留克鲁格曼（1991） CP模型的基本框架，但现在经济由连续的区位组成，这些区位均匀地分布在圆的周边，每个区位被赋予相同数量的不可移动的农民。然后用图灵（Turing， 1952）的方法，表明最初的“扁平地球”如何自我组织，在一个小的随机扰动后，进入一个规则的中心地系统，在该系统中城市或制造业的区位围绕圆均匀分布。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7）使用该方法研究了“无缝世界”里空间结构的自组织，在其中小国连续围绕圆周均匀分布。这种方法比较复杂，相对不好理解。另一种方法改变了基本的CP模型，区位空间不再是两个区域，而是一条实线，土地沿线均匀分布。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假设经济中所有工人都是同质的，并且自由选择自己的区位和工作类型。农业企业使用土地和工人生产农产品，制造业企业只利用工人生产工业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运输成本都为正。在此模型中，只有农用土地是不可移动的，这是离心力的源泉。从屠能的“孤岛”开始，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他们得到了没有企业想要“离开”城市中心到农业腹地的条件，也就是城市体系稳定的条件。他们表明，当经济人口足够小时，只有一个城市的孤岛是一个均衡。然后，在同一框架下，藤田和森（1997）逐步增加经济中的人口，发现当外围的农业腹地最终离城市中心足够远时，外围就成了值得一些制造业企业“离开”城市中心、产生一个新城市的地方。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将产生更多的城市，逐步形成一个城市体系。藤田等（1999）进一步表明，当有多个行业而且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不同时，经济趋于发展成克里斯泰勒（1933）式的层级结构。森（1997）也表明，运输成本下降最终可能导致形成一个特大城市，这个特大城市又包含大的中心城市，而这些中心城市由产业带连接。城市体系模型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三大基本模型（区域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国际模型）之一。但与城市经济学关注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不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城市体系模型关注的则是一个经济体中城市规模、类型和区位的分布。(www.daowen.com)

由于地理现象高度的非线性特征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复杂性，将理论模型与现实数据相结合、清楚刻画空间集聚的作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大大滞后于理论上的进展。对于市场潜力的影响，布莱克和亨德森（Black and Henderson，2002）检验了一些地理变量，比如温度、基础设施、市场潜力等等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那些更温暖、更干燥、更靠近沿海的城市确实增长得更快，市场潜力则对增长有二次效应，该效应随市场潜力的增加而消退。道布勤斯和约安尼季斯（Dobkins and Ioannides， 2000 ，2001）、约安尼季斯和奥弗曼（Ioannides and Overman， 2004）等利用美国1900-1990年大都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到最近更高层级城市的距离对该城市工资和人口规模的增长都没有显著效应，也没有非线性关系。汉森（Hanson， 2005 ）通过构造市场潜力函数，利用美国郡县的数据，发现距离对工资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负向影响，并且影响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200-300千米以外影响基本上消失了。对于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戴维斯和威斯特（Davis and Weinstein， 1996）应用OECD国家的相关产业数据首次进行了实证检验，却得到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结果。戴维斯和威斯特（1999，2003）考虑市场准入因素后，运用日本地区间和OECD国家间的产出分布与需求数据分别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汉德和里斯（Head and Ries， 2001）运用美国与加拿大的数据、道米奇等（Domeque et al.， 2005 ）应用西班牙的数据，都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另外，芬斯特拉等（Feenstra et al.， 2001）通过同质产品的相互倾销模型建立贸易引力模型，汉森和翔（Hanson and Xiang，2004）通过倍差引力模型方法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均发现了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来看，区位理论是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二者共同的渊源。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经济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新经济地理学家正在把城市经济学拓展为一个具有更为广阔前景的经济学科，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重新关注城市问题，包括城市的形成、城市体系的演化、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内部经济个体的区位选择等等，也促使更多的经济学者重新思考城市对我们生活的巨大影响和空间因素在未来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新经济地理学实证领域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如何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是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发展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