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本身显示了本书的创新性。通过构建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来论述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据我们所知，国内外尚无相应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包括三类：中心—外围模型（简称CP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国际模型。本书建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属于其中的一种。本书的理论模型是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1） 、F-K-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别借鉴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和技术，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两部门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考虑连续的空间结构的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经济模型通常有三大难题：一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推导，二是解析解一般不存在，三是实证分析滞后。为了解决建模难的问题，通常假设比较强。本书的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包括：

第一，以城市体系而非单个城市建立模型。考虑多个城市，反映城市之间的产品交易，在模型中体现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必要的，相对单一城市结构，多个城市的系统结构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也更能反映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渴望，这是D-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石。

第二，模型存在解析解，这是突破性的。大多数第一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没有解析解的，只能通过复杂的数值模拟来分析参数的影响。没有解析解的模型难以做实证分析，也难以做福利分析。

第三，中国学术界关于城市规模的研究很多，关于最优规模的含义和结论不尽相同，一个根本问题是多数结论没有建立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学模型之上。常见的有局部均衡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甚至没有任何模型，仅靠对经济集聚或最优规模进行测度，主观性太强，而且标准各异。我们的结论建立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上，以市民的福利（效用）是否最大化作为城市规模是否最优的标准，标准明确而客观。在正常的条件下，最优规模存在且唯一。最优城市规模随着工业品运输因子和农产品支出比例的提高而缩小，随着工业品支出比例和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提高而增大。研究最优城市模型既是本书模型的一个理论应用，更是为后面探讨城市化道路选择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四，在对城市结构的稳定性分析方面，不完全相同与F-K-M模型，我们考虑了两种稳定性：一是单中心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二是单中心如何演化为多中心。由模型结果衍生出的主要结论有：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多样化，贸易是不可缺的；由于集聚力的存在，市场存在本地效应。分析了市场本地效应减弱、城市倒退到自给自足经济社会的产生条件，以期对城市单中心结构中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城市集聚的原因和工业品贸易的重要性。城市结构从单中心演化为多中心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探讨做了理论铺垫。

第五，通过市场潜能曲线和均衡的城市效用曲线，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分析得出：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基于此，我们提出就地就近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而将理论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第六，不同的运输成本设定演化出了“软边界”与“硬边界”的概念。我们假设区域之间（包括城市中心与外围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产品运输为萨缪尔森的冰川形式，在这一设定下，产品的边际运输成本是递减的，随着距离的增大，产品的运输成本越来越低，从理论上讲产品可以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安纳斯（Anas， 2004 ）、安纳斯和熊（Anas and Xiong， 2005 ）采用线性运输成本^[4]，导致城市规模必须有一个上限，否则将无法支付高昂的运输费用。所以两种不同形式的运输成本设定暗含着对城市边界的不同限制。

第七，赋予“野草”地主新的理解。城市经济学对地租通常做两种不同的假设：一是地租公共所有（public ownership），土地是城市居民所有，地租收起来后平均分配给城市居民；二是假设地主像外星人一样（absentee landlord），只收租但看不到人。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把地租的消失视为像野草（weeds）一样消失，我们则将野草地主理解成我国的地方政府，将地租的消失视为地方政府的“浪费”。前者的解释相对比较牵强，但可以理解，因为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乡镇政府，基层管理人员的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好假设地主为地方政府。而我国地方政府的规模庞大，基层工作人员很多，他们消耗许多“资源”，因此可以将野草地主视为地方政府。(www.daowen.com)

第八，本书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小创新极大地简化了理论模型的推导过程。比如引入总工业品（Q），使得子效用的表达变得简单；比如引入正负号作为代表性城市和非代表性城市的下标，避免了用i=1，2，…，n作下标带来形式上的不对称性；比如引入“折扣”城市，从贸易的角度出发，把距离无限远的城市折算为0个城市，城市的折扣解释使得空间中不同的城市具有加权加总的意义。另外，不同于F-K-M模型的是，我们将连续型企业改回到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的离散型企业，更切合实际，也有助于直观理解。

总之，在国内学术界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城市问题刚刚起步的时候，当国内多数研究基于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城市规模因素的时候，本书在参考了国外经典文章后，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创造了一个城市体系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最优城市规模的因素，并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与我国当前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大的创新。

【注释】

[1]2015年的城镇化率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MAR外部性，即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认为同一产业内部的知识溢出是推动地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Jacobs外部性则认为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由于三篇文章的建模思想一样，本书把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的模型统称为F-K-M模型。

[4]这里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通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