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理论模型分析为主，侧重于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在学习和综合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1991）中心—外围模型，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的单中心城市模型，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阿纳斯和熊（2003 ， 2005 ）城市体系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根据萨缪尔森（1952）的冰川运输成本假设决定城市内部不同区位上以及不同城市之间产品的有效价格；遵循可迁移但不迁移原则（no migration condition），即假设均衡时同一城市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同质劳动者将享受到相同水平的效用。在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模型之后，本书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书的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

继导论之后，第二章先回顾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这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综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包括城市集聚经济、城市规模及其分布、城市形成机制、城市化道路选择等等，并对已有研究进行简要的评析。

第三章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主要参考的经典文献包括：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1）、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3]以及阿纳斯和熊（2003，2005）。首先，设定城市的内部结构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在多个城市的设定下，不仅有城市内部（中心—外围）的交易，还有城市之间的交易，更加符合现实；其次，设定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是Cobb-Douglas-CES形式的（总效用为Cobb-Douglas形式，子效用为CES形式），从中推导出马歇尔需求函数、有效需求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因为冰川运输成本的存在，产品的“到岸价格”随着与产地的距离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不同区位产品的有效价格是不一样的。根据等效用原理，均衡时所有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再次，设定两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农业部门的生产采用里昂剔夫（Leontief）技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制造业企业处于张伯伦式的垄断竞争市场，只利用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其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递增的。每个制造业企业只生产一种工业品并最大化本企业的利润，竞争的结果导致每个企业的均衡利润为零；最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最优化的行为基础上，由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推出一般均衡条件，并证明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www.daowen.com)

第四章是对第三章理论模型的拓展分析。首先，求出所有内生变量的解析解，这些内生变量包括：城市规模（或者城市半径）、整个城市的制造业规模（企业个数、工业品的品种数）、各个区位工业品价格（到岸价格、离岸价格）、各个区位农产品价格、各种产品的运输成本、各种产品在各个区位的需求量、运输成本、消费者效用水平等等；其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说明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比如消费者对多样化的偏好改变，内生变量将如何变动？在我们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外生变量有城市的总人口数（N）和城市数量（n）。参数有消费者偏好、运输成本系数、生产技术；再次，寻找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探讨城市单中心结构不稳定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单中心城市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使得对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来源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所谓“不稳定”就是指城市中心没有足够强的本地市场效应，制造业企业会因为偏离中心获得竞争上的优势而得到正的利润。

第五章探讨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作为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本章研究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我们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利用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企业区位选择的市场潜能曲线和城市均衡效用曲线，分析论证了在城市超过最优规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生产者，也没有消费者愿意搬到“郊区”的新城市去。因为，先搬出去的企业利润要下降，先搬出去的消费者效用要更低。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从而为农村实行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得到就地就近城市化的理论依据后，本章从中国实践方面探讨了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意义，分析了中国在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实行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条件。然后举出我国4个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成功案例，总结其经验和启示，并为我国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推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在对本书的主体内容与主要结论进行提炼之后，指出仍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