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时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国家疆界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国家边界本身不再成为经济地理分析的一个合适的指标，继续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逐步脱离了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交换倾向于发生在大城市之间，城市内的集聚和生产组织以及城际间的贸易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意味着区域间及国际贸易将逐步被大城市间的贸易所取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许多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和集聚愈加明显，使得生产要素、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在不同层面上迅速地发生变化，并日益集中于个别发展势头良好的区域，成为几十年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城市集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企业层面上的生产规模经济，如果在生产中确实存在规模经济，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市场结构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由于规模报酬递增，一个有限的经济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厂商，所以消费者仅仅按照有效价格来选择产品，厂商只和邻近的厂商展开竞争。由于经济学建模技术的局限，在原有的城市经济学框架下，规模报酬递增被忽略了；城市是为高度多样化的经济个体提供交易的空间机制，这些经济个体是创新的源泉，城市自然成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摇篮，而城市间分工的动态演化则反映了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地理上的多样化增长，这两方面正好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增长的动力。因此，新增长理论所理解的城市发展实际上也是特殊要素和生产能力在某些地区集中的一个过程。换言之，地理和增长的关系必须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世界范围内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过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城市经济的热情。而建模技术上的进步，尤其是垄断竞争市场模型的开发，使得经济学家对城市间和城市内的空间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