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购动因的实证方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法、调查问卷法和非调查问卷法等几种。

（1）并购动机——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是测试并购活动的重要实证工具之一，其原理是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某一特定事件，研究事件发生前后样本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变化，进而解释特定事件对样本股票价格变化与收益率的影响，主要用于检验事件发生前后价格对披露信息的反应程度。

James Dolley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股票拆分对股价影响的论文是最早运用事件研究法的学术实践。后来，事件分析法也被广泛用于会计盈余报告的市场有用性，或者股利政策中股票分割、股份回购等的市场反应。这些广发的研究突出了事件研究法的重要性，使其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规范和成熟的工具而被广泛使用。

事件研究法的特点在于其研究过程逻辑明确，即某事件的发生是否对时序性价格数据产生影响，其通常用超常收益率来度量。

有关并购活动的动因分析，通常的步骤包括以下五步。

第一，确定一个事件发生期，通常事件期以宣布日为中心，确定事件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该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第二，计算同一类型企业在事件期内每一天中的预期（正常或者不发生该事件的）收益。目前有三种方法计算预期收益：均值调整收益法、市场模型法和市场调整收益法；

第三，计算所有样本企业每天的超常剩余值，超常剩余值是每家企业当天的实际收益减去预期收益；

第四，计算所有样本公司在事件期内的累积超常平均剩余收益；

第五，测算所有样本超常收益的市场价值，并给出其统计意义显著性。

其中，在第二步中如何测算预期收益率是关键点，国际上的三种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①基于均值调整的预期收益计算法。该方法首先要确认一个清洁期，即排除事件期后的时间段，一般假定事件期前的200天作为一个清洁期时间窗口；这样可以计算目标公司股票j的清洁期内日收益的平均收益率为Rj，股票j在事件发生期间的实际收益率变为Rjt，那么这种情境下，计算超常收益率即等于事件期收益率Rjt与清洁期平均收益率Rj之间的差额，即为目标公司j的基于均值调整法的超常收益率。

②市场模型法。这是一种考虑了相对于市场风险的企业预期收益。这个过程包括一个相对于某个市场指数企业收益的回归分析，计算过程同样包括一个不包括事件期的清洁期间的确定。

市场模型一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方式，如：(www.daowen.com)

式中：Rmt为清洁期内第t天的市场指数（如沪深300），衡量的是目标公司j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通过清洁期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模拟出系数α和β。

然后，一家企业在事件期内每一天的预期收益率就是把上式得到的这些估算值代入市场模型中，并采用事件期中每天的市场指数Rmt，则得到事件期中当天预期收益值，即：

式中：Rmt是指事件期内一天中市场指数的实际收益率。

然后，用实际市场收益率减去估算出来的预期收益率，就得到每天的超常收益率。

③市场调整的收益计算法。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目标公司的股票预期收益被假设为就是那一天市场的收益率。这种方法与市场模型法不同的是，其将α＝0和β＝1，假定所有的目标公司股票与事件发生期的市场指数收益率相等，则超常收益为事件发生后某只公司股票的收益率与市场指数的收益率之差。这一计算方法存在一定误差，因为不同公司所处的行业不同，机构规模大小也存在差异，需按照特定股票的行业和规模对收益进行调整，方可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通过这种事件研究法，可以发现某一并购类型公司的总体均值市场反应对目标公司为正或是负的收益；以及对收购方公司为正或者负的收益，分析两者并购市场给出的动因是协同效应还是管理者霸权主义等。

（2）并购动机——市场调查问卷法。调查问卷法的特点是简单直观，方便揭示普遍的并购动机，且被调查的企业不局限于上市公司，适用范围广。当然难点是调查费用高，尤其是难以获得满足需要的大样本数据，使得统计研究显著性失效，同时获得的调查信息和研究设计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偏见。

Brouthers（1998）等采用调查问卷法研究并购动机，发现样本公司中最重要的一类兼并动机是“经济动机”，其次是“战略动机”和“个人动机”。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深度调研获得单一并购案例的动机，这样可以作为分析大样本案例或者实证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提供正确的研究方向。

周瑞凌（2005）等采取调查问卷法对中国企业并购的动机详细分析，他设计了2套问卷：中介类问卷和企业类问卷，分别针对国内参与并购的中介公司和涉及并购的上市公司发放。得出的结论为中国1998—2004年企业兼并最重要的3种动机是：取得上市公司壳资源、管理层动机和购买价值低估的目标企业；最不重要的3种动机是合理避税、强壮民族工业和破产替代。从所有制来看，国企并购和民企并购的主导动机非常类似，与三资企业相比，都反映了明显的短期性并体现了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其差异在于民企经理有更为强烈的通过兼并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

（3）并购动机——非调查问卷法。其优点是可分析隐藏于并购表面的深层动机，缺点是一般只能研究上市公司并购，且只能在特定时期部分解释某些兼并动机。用非调查问卷法研究兼并动机，关键是找到“可验证指标”——由单个或多个可直接加以统计检验的经济变量组成，同时能逻辑地反映并购者的主观动机。如顾勇（2002）等对非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的两种动机进行检验，他们发现那一阶段中国买壳上市行为主要有两种动机：获得融资配股资格和以收购重组为题材炒作二级市场获利。此外，当目标公司流通股数量较大时，以获得融资窗口为主要动机的并购者愿意付出更高收购溢价；而当目标公司流通股数量较小时，以炒作为主要动机的并购者愿意付出更高收购溢价。

国外多数兼并动机实证研究采取非调查问卷法。Rovenpor（1993）研究CEO的个人特点与企业并购的关系，发现当CEO具有“企业越大越好”，“相信协同效应”，“需要权利”，“自信”这四个特征时，均对企业并购有影响。Shleifer（2003）等认为市场低估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后期的多数兼并行为。Arnold和David Parker（2009）通过事件分析法，研究了英国股票市场中竞争市场规制对于并购动机的影响，得出结论：管理者被协同作用和贪婪所影响，而相应的规制可以减轻管理霸权主义的影响。蔡宁（2002）等采用大样本案例研究来分析企业兼并动机，他选取113例中国企业兼并案和116例美国企业兼并案，条件是任何一起兼并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同时还把兼并动机归为6大类，并认为样本中任何一起兼并都出于其中一类动机。他通过比较研究来寻找中美企业兼并动机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