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并购浪潮以横向并购为主。企业通过并购扩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横向并购形成了接近卡特尔垄断的市场结构，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同时，一大批大型垄断企业在这一时期出现，如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

在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有关于第一次并购浪潮背景的详细介绍，1840—1880年，以铁路和电报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工商企业开始形成。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资金，面对成本过高、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铁路公司通过合作方式控制竞争、抑制联盟合并，实现了生存。美国东西部交通的发展，主要铁路系统的建立打破了市场边界的限制，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客观上为第一次并购浪潮奠定了市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解决企业规模分散、盲目竞争的问题，美国的社会生产客观上要求实现资本集中和规模效益。法律方面，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行不利，一些州的公司法甚至逐渐放宽了融资和持股方面的相关规定，直接导致了企业并购大量涌现。

第一次并购浪潮的狂欢最终在市场泡沫破灭后落幕。1904年美国股市崩溃，银行体系更加脆弱，使得并购资金严重不足，最终导致了1907年美国的银行倒闭风潮。同时，1904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也限制了大规模竞争者间的横向并购行为，使托拉斯得到了有效遏制。

这次并购浪潮从微观上使得家族企业向现代股份制公司转变，产生了职业经理人市场，实现了资金与经营的分离，从宏观上推动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尤其进一步完善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次并购浪潮完成后，1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控制了全美18%的工业资本（参见案例3-1、案例3-2）。

案例3-1

美国钢铁产业的重组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于1901年，由联邦公司和卡内基公司合并而成，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垄断公司。

钢铁大王卡内基于1872年投资了35万美元在匹兹堡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厂。在同业们还处于将各种工序（如冶炼、切割等）分散在各个工厂时，卡内基的工厂已实行了“一条龙”的钢铁一体化生产，为其带来巨额利润。

1989年美西战争爆发，当时控制全美铁路的华尔街大佬——J.P.摩根立即意识到美国因战争、军火发展的需要，即将步入大钢铁时代。于是他把目光投向钢铁业，不仅运用融资手段将自己的高管安插在伊利和明尼苏达这两家钢铁公司以达到对其的控制，还合并了美国中西部的一系列中小型钢铁公司，最终成立了联邦钢铁公司，用以和卡内基抗衡。

J.P.摩根在采取了使其关联钢铁公司取消对卡内基的订单决策后，又进一步告诉卡内基美国的钢铁业必须合并，若卡内基不愿与之合作，则他将选择和位居第二市场占有率的贝斯列赫姆联合。卡内基清楚地知道，若J.P.摩根和贝斯列赫姆结合势必对自己不利，于是同意合并，并以1∶1.5的比率兑换新公司债。

此行为不仅使卡内基的资产翻倍，也使得联邦钢铁公司市占有率迅速提高。但摩根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又陆续收购了全国钢管公司、美国钢铁和金属线公司和美国马铁口公司等，最终以换股的形式收购了全美3／5的钢铁业，组建了一个新的钢铁垄断企业——美国钢铁公司，其产量巅峰达市场的95%。

案例3-2

美国“船长”和铁路大王利用华尔街并购整合铁路经营控制权

1877年以前，美国“船长”范德比尔特又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拥有90%美国纽约中央铁路的普通股。他通过淘金潮、南北战争而发家致富。在1862年他开始染指铁路投机业务，购进人们抛售的哈莱姆铁路股票，然后游说议会修复铁路延长到市区，并合并了哈莱姆、哈德逊、纽约中央三条铁路，从纽约到五大湖畔，这条铁路可经过石油、钢铁和煤炭的产地，实现了美国铁路的大贯通。

那么，作为实业资本家的“船长”范德比尔特又是怎样通过华尔街这一资本市场运作，借助并购活动整合美国铁路控制权，成为铁路大王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范德比尔特的资本运作手法。

最初，“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趟浑水，他并不对自己所做之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1863年他成为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且是最大的股东之一。(www.daowen.com)

（1）在哈莱姆卖空战中，他首先买断“seller's option”（卖空）——卖方决定交割时间，让人们认为他在逼空这只股票。

（2）在人们认为他资金不足时，让经纪人帮忙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误解，于是投机者立刻将该股票卖掉（逼空失败）。

（3）结果是到7月合同到期时，卖空的投机商们去买回哈莱姆，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所有股票都在“船长”手中，股票价格一间之间从112美元飙升至180美元。

第二年，“船长”又开始了与金融玩家德鲁之间的逼空战。

德鲁想利用“船长”资产的流动性有限这一可能，煽动议员们兼投机客卖空哈莱姆，然后宣布铁路经营权作废，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

作为实业资本家出身的“船长”是这样应对的：他筹集500万美元悄然买进所有股票，并在这一年4月拥有13.7万股（共发行11.1万，差额为多卖空股票），使得股票价格从109涨到224；当最后交割时间到来时，当时华尔街的500个强人深陷于“船长”一人的陷阱之中，当被问下一步该怎么做时，“船长”怒吼道：“让股价升到1 000美元！”

当然，结果是鉴于一半金融机构几乎面临倒闭，造成市场恐慌一片，最后“船长”同意投机者以285美元购回股票，完成市场的交割。

在第三次“船长”与德鲁的华尔街博弈之战中，当时的背景是有三条重要铁路：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由托马斯·斯科特控制），“船长”希望在这三条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达成价格联盟，但只有德鲁控制的伊利铁路的价格变化无常。于是“船长”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董事会来达到目的，则采取另一办法：收购！

当时伊利正式流通股共251 050股。1866年德鲁带给伊利公司384万美元（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继而300万可转债约3万股），此外德鲁是公司财务主管，利用职务之便还可以制造更多的掺水股票（water-stock）。

在1868年1月26日，“船长”未雨绸缪，先控制了巴纳德法官，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债转股及德鲁本人持有股票。

当然，德鲁也命令纽约法官颁布：只要有需求，伊利公司就可以债转股。所以当“船长”的经纪人对所有伊利股票下买单时，5万张崭新的伊利股票在办公室里沙沙地响成一片……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船长”已拥有20万股伊利股票，但这些股票足够控制伊利了吗？

德鲁担心交易所可能裁决新发行的股票不能交割，这样新股票将一文不值，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股票变成现金，700万美元几乎吸干了整个纽约的资金供应。

“船长”控制了纽约，德鲁他们以最快速度逃离纽约法律管辖范围，在新泽西岸边的泰勒酒店建立临时办公室，古尔德采用公共关系手段炮轰“船长”，使他不能垄断。

最后，“船长”听取了公众意见，股票原价脱手，代理人得到补偿，德鲁退位。

借助这一控制权并购事件，美国华尔街监管当局也建议实施法律：第一，只有经过2／3股东同意，董事会才有权发行新股；第二，现有股东对发行的新股具有优先认购权，新股必须公开发行，且必须给予足够长的预告期；第三，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任何股东或者以该公司股票为质押向该公司提供贷款的主体的检查。

资料来源：［美］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M］.祁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6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