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方毅同志对金川公司的关怀和支持

王文海

1980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同时也经历了太多的艰难。正当金川红红火火灶开展科技联合攻关，一个个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通知，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国库镍超储，要求金川停产限产。这当头浇来一盆凉水，使我们感到太扫兴。方老知道后很是吃惊：“中国哪里是镍多？保证钢材品种和质量的先进水平，它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相当于钢产量千分之一的镍。”当年钢的产量是3500万吨以上，而镍产量只有几千吨，连国内最基本的需要都满足不了。他斩钉截铁地说：“镍，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方老的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迅速派人进京向有关部门反映，省、部领导也积极上书，力陈不能停产。后来经过协调，确定由国库收购一部分镍，金川停产的事暂时搁置一边，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国库胀着肚子，金川也休想活得舒服。我们决定出去闯一闯，跳出槽头，另辟天地，调查市场，朝拜“上帝”。我把这个想法向方老汇报，他十分赞同，并提醒我“要有充分的改革精神，思路要宽一些，要敢于打破一些老框框、老习惯，敢于提出新观点、新办法。凡是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的，就要放手大胆地去干”。方老这些极富前瞻性的话，给了我启迪和勇气。我立即组织人员奔赴全国24个省市，走访老用户，寻找新用户。这一次闯海收获很大，签订意见书2.5万多吨，当年计划生产的9千吨被抛售一空，把1981年安排生产的镍都算上，仍留下一个大缺口，不得不向国库借几千吨镍堵缺。事后，方老欣喜幽默地对我说：“老兄，你这是买空卖空啊，你可小心点，你订出去那么多，可是你年产量还不足1万吨，你这是卖期货。”从方老诙谐的语气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坚定的支持，一种巨大的鼓舞。

1982年8月，方老第四次来金。那时，金川的科技攻关已基本扫清了前进中的“拦路虎”，生产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市场也已打开了。方老以他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三年三大步，提前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为金川描绘了一幅更上一层楼的宏伟蓝图。方老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我还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个问题。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难题，已使我苦不堪言，现在刚刚有了起色就要迈这么大的步子，我思想上没有准备，感到很难接受。方老却不是这么想的，他敏锐地看到，经过3年多的科技攻关和生产建设，金川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应该把资源综合利用和生产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详细分析了已具备的条件，也谈到了面临的困难。他说，我理解你们的困难，但全国的困难更大。现在各方面都急需镍，很难平衡，只好实行限量配额。我们只有一个金川，不指望你们再指望谁？你们要把金川摆在全国总棋盘上去考虑问题，你们的进退决定这盘棋的存活。如果你们畏难不进，我们对全国人民无法交代。

话说到这种地步，我已经没有了退路，但能不能完成心里没有底。方老看透了我的心思，关切地对我说：“老王呀，这几年你工作很有成绩，现在你应该大跑步前进了。我要你在1983年1万吨，1984年1.5万吨，1985年2万吨。给你一点时间，好好核实核实，拿出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答复来。要不然，我就把火车票退了吧。”

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连续找来了3个矿山的矿长和冶炼厂厂长，在执行所的一间大屋里，一点一点地分析矿山、冶炼的形势，一采场一个采场地碰数字。虽然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我们算得大汗淋漓也无暇去享受，不时啃一两口，也全然不知西瓜何味。当时最叫人吃不准的是矿山所能提供的金属镍量，加来加去，怎么算，到1985年也只能产镍1.8 万吨。矿长们已经无可奈何了，我心里却有了另一本账：在冶炼系统加几套收尘装置，再采取点其他措施，缺口就可堵住。于是我拍着胸脯说：“够了，我只向你们要1.8万吨，其余2000吨包在我身上。”

这一夜，我们没有睡，方老也是一夜没有合眼，早晨5点钟，我把记录着实现“三年三大步”的关键数据的措施的纸片——“军令状”交给了方老。他郑重其事地把它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可放在这里了，过几年进行验收。”我回答也很干脆：“我不怕，方毅同志，你可以大量复印，广为散发，反正我们已经豁出去了。1985年一定要拿下2万吨，信不信由你。”

我们计算过，迈出第一步问题不是太大，更难的是后两步。因为金川一期工程的设计生产能力只有1万吨，要生产2万吨，必须对一期工程进行一些改扩建，这需要投入资金，可国家资金紧张，几个亿的投资难以全部解决，不干又实现不了目标，两难之际，我们想到了国库超储的镍。10多万吨镍躺在国库睡大觉，何不借些来销售，变死物为活钱，待金川生产上去了，再用生产的镍归还国库，这样既可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又能满足国内众多行业和厂家对镍的急需。方老听了我们这个“借镍还镍”的建议，很是支持，并积极为实现这一建议充当“说客”。经过层层研讨，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下子解决了3.3亿元，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

在如何建设冶炼系统这个问题上，我们公司有过争论。当时不少人主张另起炉灶，新建一个电解车间，认为这样保险。方老知道后提醒我们：“发展生产不能一味地铺摊子，要讲求效益，要充分利用已取得的科研成果，要立足于改造挖潜。”我们按照方老的指示，没有新建厂房，而是在科研上下功夫，通过反复试验，找到了提高电流密度，提高pH值的操作方法，使电槽的生产能力提高三分之一，电解镍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我们应用这项成果，对电解车间进行改造，只在原厂房内增加16个电解槽，生产能力就由1万吨提高到2万吨，节约了大笔投资。电解镍一级品率也由61.75%上升到87.05%，电解镍成本下降了19.4%。

选矿系统也是利用“二矿区富矿中性介质选矿新工艺”这一科研成果，对选矿原来的三、四系列进行改造，并局部改造二系列，就解决了选矿能力不足和矿石成分变化带来的问题。

为了完成“三年三大步”的死任务，我们在强化企业管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积极进行以经济责任制、经理负责制为核心的改革，让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和职工培训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www.daowen.com)

1983年，金川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镍产量突破了1万吨，实现利益11361万元，分别比1977年提高81.45%和117.8%，被国家经委评为全国102年经济效益好的单位之一。1984年产镍1万5千吨，迈出了第二步。1985年，提前21天完成产镍2万吨，胜利地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奋斗目标，上缴利税突破两个亿。

金川每一点进步，方老都十分高兴；每迈出一大步，方老都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三年三大步”这样的壮举的记忆可能淡漠了，现在想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辛。事后，方老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说：“现在看来好像三年三大步还可以凑合，可是1982年那阵子谁相信呢？是很有压力啊，有人骂娘啊，你们也可能有人在那里说，这姓方的胡说，胡言乱语，说我这个姓方的霸道。”

当我们这些过来人回首往事的时候，莫不折服方老对事物观察之敏锐，对时机把握之准确，对决策处置之果断。“三年三大步”，简直就是方老一幅构思严谨、挥毫刚劲、气势磅礴的书法杰作。

金川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方老认为很值得总结，这对金川今后的发展有好处，对推动整个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也有借鉴和指导作用。当金川刚刚跨出第一步，方老就明确指出，金川的成功，突出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认真贯彻了科技工作面向生产建设，生产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方针；二是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锲而不舍，一抓到底；三是发扬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开展联合攻关；四是有一个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班子，有一支有战斗力的职工队伍。

在1985年10月召开的第八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上，方老又对“金川经验”作了进一步概括，金川的基本经验就是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生产。方老常对我们说，既要善于工作，也要善于总结。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兴利除弊，不断前进。

针对迈出三大步之后一些同志出现的自满情绪，方老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他说：“金川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要被成绩冲昏了头脑。1990年左右，随着我国合金钢的发展，镍的需求量估计在7万～8万吨左右。在‘七五’期间金川镍产量要达到4万吨。”对二期工程建设如何干，方老也作了明确指示：建设的起点要高一些，不能沿用过去的生产流程，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要重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或者同国外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在人家的基础上前进，是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

在二期工程建设中，我们在方老的指导下，从澳大利亚引进了先进的闪速熔炼技术，建成了国内第一座镍闪速炉。这种炉在全世界也仅有5座。这把金川的冶炼技术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显著地减轻了环境污染，有效地回收了二氧化硫制酸。矿山的生产面貌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半手工半机械化作业已被大规模机械化盘区开采所代替。一条长6.4公里、断面20平方米、蜿蜒伸入地下740米的主斜坡道，可通过大型矿用汽车。金川矿山已成为我国最现代化的矿山之一。

1995年，金川二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形成了年产4万吨的生产能力。1996年生产电解镍3.8万吨，一个欣欣向荣的镍都已矗立于世界工业之林。这是方老指挥我国科技工作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次成功尝试，是方老用智慧和汗水在西北大漠中铸造的一座丰碑。

（摘自《回忆方毅同志》，作者系原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