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国家调研组侧重陕北延榆两市、庆阳、中卫、宁东（即吴忠市）等老区市进行调研，这次来人主要以《规划》编写组为主，在我市调研整两天。第一天是在庆阳宾馆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有市上四大班子部分领导，张智全书记到会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全面汇报，因周市长在中央党校学习，会议由付市长支持，市直相关部门及境内资源开发企业负责人参会，主要围绕陕甘边革命斗争历史及贡献、庆阳资源探查成果、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政策、财税和投资扶持政策、重大产业布局和重大建设项目等重点问题展开汇报和座谈。

力争重大事项纳入《规划》总盘子。在《规划》框架下创建“试验区”的根本目的是，争取获得国家战略定位、国家扶持政策、重大产业布局和重大建设项目，其中关键是获得资源开发和资源产品价税优惠政策、财政投资扶持政策和地企收益分配政策。也就是当时力争制定《规划》所坚持的重点次序：“首定位、先政策、后项目、再投资。”正如业内人士所说的，“定位是名分，政策是锅碗，项目投资是饭菜，饭菜有完时，锅碗无尽时”，以此比喻四者之间的关系与不可或缺的重要性。2010年月7月，《规划》第一稿形成，7月19日在宁夏吴忠市召开的第三次“试验区”联席会议上进行讨论。同年11月，《规划》第二稿形成，并发送各成员方老区市征求意见。2011年5月形成了《规划》第三稿，发送陕甘宁三省（区）发改委及各成员方政府再次征求意见。是年10月，《规划》第四稿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西安市召集陕甘宁三省（区）发改委主任、各老区市政府负责人、发展改革委主任参会，国发研宏观部、中国老促会以及有关研究机构负责人到会共同征求意见，我市参加会议的有周强市长、付振伟副市长及市发改委主任王尧等。这期间，《规划》共易四稿，大范围征求意见4次，加上周强市长、付振伟副市长、先后继任的市发改委主任吴秉儒、王尧，就《规划》编制和涉及我重大事项问题，多次进省赴京汇报衔接，所有以庆阳市委、市政府名义呈报的大量修改意见和汇报建议的函文达20多件，基本上都是经我手起草，全体综合科人员承办的，而且都是在大量调查研究国家方针政策、周边地区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当地实际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征求各方意见和逐级认真讨论审定后呈报的，具有较强的依据性、可行性和认同度。可以说，这些诸多意见和建议基本上被纳入了《规划》总盘子，对于充实、完善和提升《规划》内涵要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而使《规划》第四稿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所列入的扶持政策涉及面广、“含金量”高、支持力度大，尤其是提出的资源开发和资源产品价税政策对我市以东地区十分有利（因陕北早已实施），充分体现出国家支持和改变老区面貌的决心，令人鼓舞和振奋。然而遗憾的是，经征求国家有关部门、资源开发央企意见后，却对已列入《规划》的各项优惠政策做了大幅度的“瘦身术”，使《规划》第五稿（即定稿）的政策“含金量”远不及第四稿。但毕竟是一部全国首部专门支持老区发展的区域规划，明确赋予了以陇东、陕北、宁东为主的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以庆阳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区”、涵盖各成员方的“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现代旱作农业示范区”的“五大战略定位”，提出了老区发展的目标任务，列入了重大产业布局和诸多重大建设项目，并为各类重大项目进入国家各“十二五”专项规划铺垫了基础。尽管定稿后的《规划》中扶持政策有所弱化，仍不失一部支持力度大、政策性强、最具权威性的高规格《规划》，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特殊照顾。更为欣慰的是，在原《规划》框架版本的基础上，保留了“陕甘宁革命老区地位特殊，老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关键句，并得到了国务院〔2012〕16号函的认定和重申，这与“两点一存”的历史定位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使之成为这部《规划》的魂，也是继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以来，国家对西北革命历史地位的再次肯定和提升，并为今后深度研究陕甘边乃至西北苏区党史提供了又一项定论性的依据。(www.daowen.com)

《规划》编制完成与出台。鉴于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和国发研宏观部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十多次修订，五易其稿后，于2011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批。2012年1月21日至22日新春佳节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庆阳视察，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庆阳市委书记张晓兰（原市委书记张智全调任白银市委书记），市长周强专就《规划》尽早出台问题，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向温总理以及陪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项兆伦、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等汇报争取。3月上旬，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晓兰和市长周强等再次赴北京向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二局和国家发改委进行汇报和催询时，得知国务院已将《规划》审定通过，3月2日温总理已正式签发，国务院以（国函〔2012〕16号）予以批复（后于3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发改西部〔2012〕781号文件正式印发），标志着《规划》制定正式完成，“试验区”创立宣告成功。至此，从“示范区”的发起，到“试验区”创立，到《规划》编制和出台，整整经历了近四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