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三章探讨了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和反馈加工阶段，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机制。

第十二章的行为实验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入手，证明了在不同类型的风险决策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在行为上的表现。基于现象层面的行为研究，第十三章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现象的成因进行深入挖掘，从大脑决策加工角度揭示了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内在机制。第十四章的实验着眼于决策的反馈加工阶段，采用行为实验的方法探明了反馈加工阶段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本部分的前面三章通过三项相互验证、逐层深入的实验研究，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地探究了在决策的各个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得到了如下的研究结论。

第一，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产生负向影响。

第十二章采用风险决策行为实验，由以往文献中常见的混合型风险决策实验范式入手，继而拓展为包含混合型、损失型和收益型的风险决策实验范式。在不同类型的风险决策中，被试需要为社会距离渐远的自己、好朋友、陌生人分别完成一系列的决策任务。通过分析反应时、风险选项（试次）接受率随潜在结果的变化趋势，找到决策转变的边界，从而间接反映损失厌恶大小，并分别通过对简化线性效用函数和基于前景理论的指数型效用函数的参数估计，得到损失厌恶的直观估计值。通过比较损失厌恶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直接和间接表达，我们得出了随着社会距离变远，损失厌恶估计值减小的结论；这一结论证实了解释水平理论在决策差异理论中的作用。

第二，在认知加工层面上，存在自我独特性，以及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为社会距离不同的“他人”决策时，认知加工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第十三章采用一项功能性磁共振实验，记录了被试在为社会距离不同的对象决策时的脑区激活情况，并在数据分析时重点关注了与凸显网络和心智理论相关的脑区。

凸显网络在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信息筛选等认知加工过程，从而最终指导决策行为（Menon、Uddin，2010；Seeley et al.，2007；Sridharan、Levitin、Menon，2008）。本实验发现，相比于为他人决策，在为自己决策时的凸显网络节点——脑岛和前扣带回都显示出更强的激活，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我独特性的存在（Northoff，2016；Sui、Gu，2017；Sui、Humphreys，2017）。自我独特性认为，即使他人与自身的社会距离非常近（如亲人、朋友）时，自我优势仍然存在（Sui、Humphreys，2015）。自我独特性说明了社会距离对加工机制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使当社会距离的差异很小时，认知加工过程仍可能存在巨大差异（Sui、Gu，2017；Sui、Humphreys，2017）。

心智理论描述了个人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能力。心智化加工是社会决策中的重要概念，一般而言，心智化能力越强的人，越能理解他人的想法，体会他人的情绪，预测他人的行为，在为他人和自己决策中表现出的行为上的差异越小（Decety、Lamm，2007；Singer，2006）。以往的磁共振成像研究证明了内侧前额叶皮质和颞顶联合区主要参与心智化加工（Denny et al.，2012；Mahy、Moses、Pfeifer，2014；Saxe、Kanwisher，2003；Saxe、Wexler，2005）。本实验发现，为社会距离不为零的对象（朋友、陌生人）决策时，均能观测到颞顶联合区的显著激活。但是，在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时的颞顶联合区激活具有方向性的差异，具体来说，在为社会距离较近的好朋友决策时，主要表现为右侧颞顶联合区的激活，而在为社会距离较远的陌生人决策时，则主要表现为左侧颞顶联合区的激活。结合以往研究中对左右两侧颞顶联合区功能差异的比较分析（Leekam et al.，2008；Perner et al.，2006；Perner、Leekam，2008），我们认为，在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的两种具体情境中，都涉及心智化加工过程。但是为朋友决策时，右侧颞顶联合区的激活表征了对心理状态的专门加工；在为陌生人决策时左侧颞顶联合区的激活则表征了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除了涉及心理状态的加工，可能还掺杂其他非心理状态的认知加工过程。而这种认知加工层面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了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时所表现出的损失厌恶上的差异，使得为朋友决策时损失厌恶更接近为自己决策时，而为陌生人决策时的损失厌恶与为自己决策时的差异较大。

第三，在决策的反馈加工阶段，社会距离仍然对损失厌恶产生稳定的负向影响。

第十二、第十三章探究了在价值评估阶段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作用。但是决策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反馈加工阶段，并没有引起以往关于自我与他人决策差异研究的关注。事实上，反馈加工阶段因反馈呈现的存在而产生对信息更新的重要作用（Lee、Harris，2013；Rangel、Camerer、Montague，2008）。以往研究也发现反馈加工能够降低损失厌恶程度（Lee、Harris，2013；Rangel、Camerer、Montague，2008）。因此，第十四章采用一项行为实验研究，通过行为数据证明了即使在反馈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仍然稳定存在；但是相比于价值评估阶段，反馈加工阶段的损失厌恶程度更低。

本部分所介绍的实验研究为基础性研究，因此研究结论可以拓展到多种日常生活和管理情境中去，如：职业经理人为股东制订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基金经理为投资者推荐投资方案，医生为癌症病人拟定治疗方案，父母为子女提供升学建议，当选官员根据民众的需求修订政策，律师为诉讼人代理诉讼等。社会距离导致决策行为差异的微观机制，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委托代理情境中，将为自己和他人决策的差异作为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并通过丰富具体的决策场景为企业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境提供指导意见。

具体来说，对于为他人提供建议或者代理他人决策的实际决策者（如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等）来说，尽管自我独特性是与生俱来的特性，但是为自己和他人决策的差异可以通过拉近与决策结果实际承担者的社会距离来减少。增强对他人需求的了解、对他人风险态度的感知，以及提升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和熟悉程度，将有助于减少行为上的损失厌恶差异，从而更好地为他人决策。另外，从本质上讲，损失厌恶是一种非理性现象，但这不意味着损失厌恶是有害的，“避害”的战略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过度的损失厌恶将可能导致与重要的机会擦肩而过。根据本书的研究结论，通过对以往决策结果的学习和反馈加工，能够降低损失厌恶程度。除此之外，为了充分实现信息更新，决策者虽不是决策结果的实际承担者，也应该对反馈结果进行总结，从而实现信息的更新和基于现状的决策战略调整。因此，对决策结果必要的亲身体验和学习反思，对于调控决策中的损失厌恶差异，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和优势，以及更好地为他人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www.daowen.com)

对于咨询他人意见的意见咨询者或者决策结果的实际承担者（如股东、投资者等）而言，了解决策差异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其背后的认知加工机制，将有助于意见咨询者认识到自我独特性是一种本能的存在，即为自己和他人决策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从而提升对决策差异的包容性，并做到选择性地接受他人的意见；而当决策结果的实际承担者充分理解社会距离对双方损失厌恶差异的作用后，就可能减少双方决策差异。维持双方良好关系，保证双方通畅的信息交互，将有助于实际决策者做出使决策结果承担者满意的决策。

总而言之，探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差异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决策者为决策结果承担者做出更好的决策，还有利于增进决策者和决策结果承担者双方的理解，有助于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此外，本部分的研究结论实现了对以往研究的补充和对风险决策理论体系的完善，具体来说，本部分的实验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成果：

首先，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解释理论提供证据，补充和完善风险决策理论体系。

已有关于为自己和他人决策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论及解释方法。一些研究认为决策者总是更在意自身的利益，因此在为自己决策时总是更加审慎和保守（Chakravarty et al.，2011；He et al.，2018）；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在为他人决策时，如果他人因自己的决策失误而承担不利后果，决策者本身会产生负罪感和更强的后悔感（Botti、Orfali、Iyengar，2009；Leonhardt、Keller、Pechmann，2011），而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心理压力，决策者在为他人决策时会更加小心和谨慎（Kvaløy、Eriksen、Luzuriaga，2014；Kvaløy、Luzuriaga，2014；Lu、Shang、Li，2018）。此外，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混合型风险决策（以一定概率收益，以一定概率损失）情境中（Mengarelli et al.，2014；Polman，2012）。但事实上，损失型（决策结果为0或损失）和收益型（决策结果为0或收益）风险决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而且前人研究证实，人们在收益型和损失型风险决策中的决策偏好与混合型风险决策中的不同（Birnbaum、Bahra，2007；Wu、Markle，2008）。本部分的行为实验要求被试为社会距离不同的对象完成一系列不同类型的风险决策任务,通过对损失厌恶大小的直接和间接估计，充分证明了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负向影响，证实了解释水平理论在决策差异理论中的作用，完善了风险决策理论体系。

其次，从大脑决策加工入手，揭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认知加工过程，阐明了影响的成因，实现了利用生理指标对损失厌恶的有效预测。

以往关于为他人决策导致损失厌恶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层面，对现象的解释也只停留在假设和理论推导层面上（Andersson et al.，2014；Liu et al.，2017；Mengarelli et al.，2014；Polman，2012），导致对损失厌恶差异的成因缺乏实质性的探索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本部分的实验研究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在传统行为数据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信息源，找到为社会距离不同的对象决策时决策者的激活脑区和功能网络，通过对相应脑区和功能网络的解读，揭示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产生影响的认知加工机制，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现象提供了更加确切、客观的证据和系统性的解释。

再次，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到决策的反馈加工阶段，全面地探究了决策各个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作用。

兰热尔、卡默勒、蒙塔古将基于价值的决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表征阶段、价值评估阶段、行为选择阶段、结果（反馈）评估阶段和学习阶段（Rangel、Camerer、Montague，2008）。从表征阶段到结果评估阶段可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而学习过程则是为下一次决策打下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表征阶段属于决策前的阶段，而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行为实际上是包括从价值评估到行为选择再到反馈加工的三个阶段（沈强，2011）。而在上述三个决策阶段中，价值评估是行为选择的前因和源头，而行为选择是价值评估的后续结果和必然反映，当了解了决策者对各个选项所赋予的价值后，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部分重点关注了价值评估和反馈加工阶段。但以往比较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之间损失厌恶差异的几项行为研究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Andersson et al.，2014；Mengarelli et al.，2014；Polman，2012；Zhang et al.，2017），而反馈加工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仍有待研究。反馈加工过程通过补充更多的信息，实现认知上的更新，从而使决策者在下一轮决策中拥有更好的表现。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损失厌恶概念的特殊性，在认知加工阶段对损益诱发的正负效用仅停留在预测阶段，而在反馈加工阶段则能够通过亲身经历比较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和收益带来的正效用。一些研究也确认了反馈对损失厌恶的影响（Inman、Zeelenberg，2002；Kermer et al.，2006；Mulder et al.，2005），并指出反馈的存在会降低损失厌恶程度。因此，研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效用预估的认知加工阶段，也应关注决策者能够真正感受到效用大小的反馈加工阶段，从而实现对决策过程中各个重要阶段的全面关注。第十四章通过一项行为实验在现象层面上探究了反馈加工阶段中社会距离如何影响损失厌恶。从总体上看，本书不仅关注了风险决策价值评估阶段，更关注了反馈加工阶段，并通过行为学数据描述现象，实现了对决策各个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的全面探究。

最后，为后续关于损失厌恶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为损失厌恶的表达和估计提供了更多参考。

以往关于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研究大都局限在包含潜在收益和潜在损失的混合型决策，因而对于损失型和收益型决策类型而言，可参考的实验范式有限。我们采用了包含混合型、损失型、收益型试次的风险决策任务，通过合理的实验操纵以及参数设置很好地反映了风险决策中的损失厌恶。为今后研究不同类型的风险决策任务提供了参考。除此之外，针对未来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损失厌恶的实验，本书能够在参数设置、时长控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工具选择上为该领域内的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此外，我们在对损失厌恶进行表达时，采用了间接和直接的描述方法。根据决策反应时、风险选项（试次）接受率可以找到决策的边界，从而间接反映损失厌恶。间接指标能够反映基于不同损失组合的行为选择动态变化趋势，易读、易懂但很难应用于统计分析。本书还通过构建基于潜在损益绝对值、潜在损益比值的简化线性效用函数，以及基于前景理论的非线性效用函数，对损失厌恶水平进行了直观的量化估计。直接指标能够量化表达基于个体层面的损失厌恶，更适合应用于统计分析，但无法描述决策行为的变化过程，且求解过程比较复杂。总而言之，间接指标和直接指标各有优劣，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实现了相互补充和验证。因此，本部分在表达和估计损失厌恶时所采用的指标可以为后续研究中的损失厌恶计算提供更多的选择及依据，使得后续研究可以根据其研究目标和重点选取合适的损失厌恶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