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章从现象到成因，全面探讨了价值评估阶段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而决策过程不仅包括对选项的价值评估过程，也包括对结果的反馈加工过程（Lee、Harris，2013；Rangel、Cam erer、Montague，2008）。反馈加工过程通过补充更多的信息，实现认知上的更新。在大脑决策加工层面上，大脑通过评判前一轮次中反馈结果与实际期望之间的差异，在下一轮决策中有更好的表现。对反馈结果的评估在进化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如了解某种食物的致病性后，在今后的猎食中将可以有效避免进食这种食物（Rangel、Cam erer、Montague，2008）。

就损失厌恶这一概念而言，在认知加工阶段对损益诱发的正负效用大小仅停留在预测阶段，而在反馈加工阶段则能够通过亲身经历比较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和收益带来的正效用大小。以往研究也确认了反馈对损失厌恶的影响（Inm an、Zeelenberg，2002；Kermer et al.，2006；Mulder et al.，2005），并发现反馈的呈现对于无论是风险领域的损失厌恶还是非风险领域的损失厌恶均会产生影响。但比较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之间损失厌恶差异的几项行为研究没有将研究重点放在反馈加工阶段（Andersson et al.，2014；Mengarelli et al.，2014；Polman，2012；Zhang et al.，2017），因此，在反馈加工阶段，社会距离是否仍对损失厌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的是否相同？

首先，与前文中的论述一致，社会距离通过影响解释水平进而影响对损益敏感程度的主观判断。具体来说，社会距离的不同会影响解释水平的高低。社会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表征事物，从而更容易采用促进聚焦视角进行决策；在该视角下，对收益的敏感程度提高，导致损失厌恶程度降低。反之，社会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用低解释水平表征事物，从而更倾向于采用防御聚焦视角进行决策；在该视角下，对损失的敏感程度提高，导致损失厌恶程度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在反馈加工阶段，损失厌恶程度随社会距离变远而降低。(www.daowen.com)

其次，反馈加工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信息的更新会减少人们对潜在损失带来的负效用的过度预估。已有文献也在风险和非风险领域为结果反馈降低损失厌恶水平提供了一定的证据（Inman、Zeelenberg，2002；Kermer et al.，2006）。如克默等通过风险决策行为实验发现，反馈的呈现能够降低被试的损失厌恶程度（Kermer et al.，2006）。这是因为损失厌恶是一种对损失带来的痛苦的过度预估，而真正经历损失才能使人感知到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强烈。通过反复学习和信息更新，被试在后续决策中会不断调整对痛苦程度的预估，从而导致损失厌恶程度的降低。英曼、吉兰博格也发现，反馈存在时，个人会表现出更低水平的现状偏见（常被认为是非风险领域的损失厌恶）（Inman、Zeelenberg，2002）。这一结论也在米尔德等的文章中被再次确认。所以，损失厌恶程度在不同决策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并且反馈加工阶段的损失厌恶应小于价值评估阶段（Mulder et a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