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揭示社会距离导致损失厌恶差异的认知加工机制。我们首先检查了个体的在不同社会距离的决策中与凸显网络相关的脑区激活。fMRI结果显示，相比于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在为自己决策时凸显网络的节点——前扣带回和脑岛——的激活显著更强，并且在受到凸显网络正向调控的中央执行网络相关脑区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具体反映在背外侧前额叶皮质上。但是实验结果没有为朋友和陌生人的差异提供依据，仅证明了社会距离为零的自己和社会距离不为零的他人之间的差异。

在fMRI层面上，我们发现与凸显网络和被凸显网络调控的中央控制网络相关脑区仅在为社会距离最近的自己决策时表现出显著激活，因此基于凸显网络激活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假设仅部分得到证实。这种现象与以往文献中提到的自我独特性（self-specificity）的概念相吻合。

自我独特性认为自我形成了自身群体的表征基础，它可以被纳入自我表征，并且表现为在感知、记忆、注意力等方面对自身的特殊关注，从而催生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边界（Northoff，2016；Sui、Hum phreys，2017）。自我独特性所产生的自己与他人的边界是自发的、稳定的且普遍存在的。在隋、汉弗莱斯的实验任务中，一部分被试需要区分自己和他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脸，另一部分被试则被要求识别熟悉（自己和朋友）和不熟悉（陌生人）的脸。显然，在第一项任务中需要区分自我和他人，但在第二项任务中则不需要。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在两种实验任务中，被试在识别自己面容的任务中的绩效表现不存在差异，这说明无论是否必要，“自己”与“他人”之间都稳定地存在着明确的边界（Sui、Humphreys，2013）。

学者们尝试着从熟悉程度（familiarity）的角度解释这种自我独特性，因为无论面对多么亲密的人，自己都是对自己最为熟悉。但是，当实验中被试被要求识别自己、亲密的朋友以及陌生人的面部图像时，无论图片正放还是倒放，被试总是对自己的照片识别最快最准，虽然对亲密的朋友照片的识别表现也显著优于对陌生人的图像处理，但与加工自己的图片时的速度和精度都不可相提并论（Sui et al.，2013）。其他研究也证明了与非常亲密的他人（如母亲、最好的朋友）相比，自我优势仍然存在（Sui、Humphreys，2015）。隋、汉弗莱斯研究发现，熟悉程度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即虽然母亲、最好的朋友与自身相比，在熟悉程度上差别不大，但是在任务完成度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Sui、Humphreys，2017）。

在大脑决策加工层面上，一些学者认为凸显网络也具有自我独特性或者说是自我优势（Northoff，2016；Sui、Gu，2017；Sui、Humphreys，2017），并特别指出了脑岛在其中的作用：当自己与他人的选择相偏离时，脑岛的激活也将被观测到（Wu et al.，2016）；而当脑损伤发生在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脑岛时，感知匹配上的自我独特性也随之减弱（Sul et al.，2015）。因此，我们认为在本实验中仅发现了为自己与他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时凸显网络相关脑区的激活差异，验证了自己与他人的边界，从大脑决策加工视角验证了自我独特性的存在。

总而言之，本实验说明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即使在社会距离的大框架下，为自己和他人决策时的机制也存在不同，这种不同也可以被解释为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调控是非线性的。

与此同时，我们检验了为他人决策时的心智化过程，重点关注与心智理论相关的脑区（颞顶联合区）的激活情况。fMRI结果显示，为朋友和陌生人决策时颞顶联合区激活显著，而为自己决策时激活却不显著。为朋友决策时主要是右侧颞顶联合区激活，而为陌生人决策时则主要是左侧颞顶联合区的激活，由于激活方位不同，因此很难比较强弱水平。(www.daowen.com)

在实验开始前，我们没有对双侧颞顶联合区的功能加以区分。早期的成像研究认为双侧的颞顶联合区都与心理状态推理，即心智理论有关（Lissek et al.，2008；Saxe、Kanw isher，2003；Saxe et al.，2006）。但是在本实验的结果中，为社会距离不同的他人决策时，所激活的颞顶联合区存在方向性的差异，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讨论左右两侧颞顶联合区各自的功能。

尽管早期的研究很少对左右两侧的颞顶联合区加以区分，并提出双侧的颞顶联合区均与心智化加工过程有关，但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相比于左侧颞顶联合区，右侧颞顶联合区与心智化过程更加相关（Döhnel et al.，2012；Mahy、Moses、Pfeifer，2014）。此外，一些采用脑电、经颅磁刺激等技术手段的研究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比如，刘、梅尔佐夫、韦尔曼通过脑地形图显示在完成信念推理任务时，晚期慢波（late slow wave，LSW）主要出现在右后侧脑区（Liu、Meltzoff、Wellman，2009）。类似地，采用经颅磁刺激干扰被试的右侧颞顶联合区时，被试对心理状态信息的加工能力减弱（Young et al.，2010）。这些都为右侧颞顶联合区在心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佩纳等在一篇专门探讨左侧和右侧颞顶联合区功能的文献中指出：右侧颞顶联合区专门负责针对内化的、不可见的心理状态以及意图的加工（Perner et al.，2006），而左侧颞顶联合区参与的加工过程更多，不仅参与对心理状态和非心理状态的加工，还参与视觉角度、语义记忆检索、语言工作记忆方面的任务（Hyatt et al.，2015；Ravizza et al.，2011）。后续研究也通过对不同类型任务的分析再次肯定了这种左右颞顶联合区功能上的差异（Leekam et al.，2008；Perner、Leekam，2008）。

而在本实验中，我们发现了为陌生人决策时左侧颞顶联合区激活显著，而为朋友决策时右侧颞顶联合区激活显著的现象。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决策情境都涉及心智化的加工过程，但是在为陌生人决策时除了涉及心理状态的加工，还掺杂其他非心理状态的认知加工过程，这可能是导致在行为上出现“为朋友决策更接近为自己决策”现象的大脑决策加工机制。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内在成因和认知加工机制。本实验采用了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被试为社会距离由近及远的自己、朋友和陌生人决策的过程中同步记录被试的血氧水平依赖的相关参数。通过对行为数据间接和直接指标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与上一章一致的结论，即社会距离越远，损失厌恶程度越低，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存在负性的影响。而对fMRI数据的分析则从大脑决策加工的角度揭示了这种负性影响的认知加工机制。数据分析结果证明了自我特殊性现象的存在，即使是为非常亲密（社会距离很近）的人决策时，也与为自己决策时所依赖的认知加工机制不同。此外，在为社会距离较近的朋友和社会距离较远的陌生人决策时，均涉及心智理论相关的认知加工过程，但是为陌生人决策时，还可能涉及其他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这可能是在行为上出现为朋友决策更接近为自己决策的内在原因。总之，本章在行为层面上证明了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负性影响，但在大脑决策加工层面存在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边界，即使是为社会距离很近的朋友决策时这种边界仍然存在。从对本实验的结果的实际应用上看，损失厌恶差异的形成机制说明了：为自己和他人决策时的不一致性是必然存在的；即使社会距离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为自己和他人决策之间的差异，但是在感知加工层面上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所以无论决策者和被决策者双方多么亲密，想要消除这种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本书整体的逻辑上看，本章实验在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重点关注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原因，并从感知加工层面说明了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非线性影响。这种非线性影响很难通过行为实验观测，因为行为实验只能比较损失厌恶的外在行为表现，而不能揭示内在的决策加工过程所依赖的不同网络（或路径），所以本实验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是必要且合理的。本部分的行为实验和磁共振实验相互验证，层次递进，从现象到本质，充分揭示了在风险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