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一项预实验和一项正式实验，全面探讨了在包含混合型、收益型和损失型三种类型的风险决策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我们通过反应时、风险选项接受率等间接指标和损失厌恶估计值这一直接指标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损失厌恶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这一结论证实了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假设，却没有为基于后悔理论的假设提供证据。

在实验结果部分，我们首先比较了决策的反应时、风险选项接受率这两项间接指标。在混合型、收益型和损失型风险决策中，三种不同社会距离所对应的反应时热区图以及风险选项接受率随乘子变化的折线图显示：

在混合型风险决策中，为陌生人、为朋友、为自己决策时对风险选项的接受率依次降低，并且选择风险选项和确定选项的决策边界大致与乘子0.8（为自己）、0.85（为朋友）和0.9（为陌生人）相对应。这说明，无论在哪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潜在损失总是比对潜在收益更加敏感，并且对潜在损失的敏感程度随社会距离的增加而降低。

在收益型风险决策中，决策者表现出风险规避的行为特征，与前景理论“价值函数在收益域是凹函数”的定性描述保持一致。此外，通过对决策边界的分析，我们观察到风险规避程度按照为陌生人、为朋友、为自己决策的顺序依次提升。

在损失型风险决策中，决策者表现出风险寻求的行为特征，与前景理论“价值函数在损失域是凸函数”的定性描述保持一致。此外，通过对决策边界的分析，我们观察到风险寻求程度按照为陌生人、为朋友、为自己决策的顺序依次提升。

总之，通过对不同社会距离下反应时、风险选项接受率等间接指标的分析，我们印证了“价值函数在收益域是凹函数而在损失域是凸函数”，以及决策者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的函数特征，并揭示了社会距离对价值函数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决策者对潜在损失的敏感程度降低，在收益型风险决策中的风险规避程度降低，在损失型风险决策中的风险寻求程度降低。(www.daowen.com)

本章还对损失厌恶值进行了直接估计。正式实验所采用的结构化模型是对预实验中采用的简化线性模型的修正和完善。对结构化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结果显示：在为不同社会距离的对象决策时，风险态度在收益域表现为风险规避，在损失域表现为风险寻求。这一特征与前景理论中对价值函数特征的描述一致。此外，通过对风险态度系数α的比较，我们发现随着社会距离的递增，风险态度逐渐趋近风险中性。而在损失厌恶参数λ的估计值方面，我们发现随着社会距离增加，损失厌恶参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社会距离导致的损失厌恶差异时，我们虽然观察到了为自己和为朋友决策时的损失厌恶参数的趋势差异，但该差异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社会距离差异最大的自己和陌生人之间的损失厌恶差异范围本就不大，而社会距离位于二者之间的朋友组的损失厌恶变化范围很小，因此与二者的差异很难同时达到显著水平。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地揭示不同风险决策类型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产生的影响。研究采用了被试内设计的行为实验，通过要求被试为自己、朋友和陌生人决策来操纵社会距离的长短。实验结果通过对损失厌恶的间接和直接表达证明了：决策者所表现出的损失厌恶按社会距离由短到长（自己、朋友、陌生人）的顺序依次减弱。

总而言之，本章包含一项范式简单（仅涉及混合型风险决策）的预实验和一项全面的包含多种风险决策类型的正式实验。正式实验在预实验的实验范式上进行了拓展：将预实验中的混合型风险决策拓展为混合型、损失型、收益型三种类型的风险决策；在分析方法上，将简化的线性模型拓展为基于前景理论的曲线型模型，从而更真实准确地表达风险试次的效用。本章通过行为实验证实了风险决策中的损失厌恶随社会距离的增大而减弱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性。行为实验的顺利开展也为后续实验的范式设计、参数设置、时长控制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章的目的在于证明社会距离会对决策者的损失厌恶产生影响，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但本章的行为实验并不需要涉及对行为差异背后的机制的探讨。因此从实验目的角度讲，行为学实验方法是最佳选择。此外，相比于采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方法的后续研究，行为实验可以不囿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具体而言，认知神经科学实验要求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有效试次达到25~30次（Luck，2005），并在分析时对有效试次进行叠加平均，这必然会导致试次层面上的信息损失，也无法得到基于每一种潜在损失-收益组合的数据结果。因此首先采用行为实验获得基于个体、试次层面的行为数据，再通过后续研究获取基于平均试次的大脑决策加工层面的数据，可以有效实现研究结论的相互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