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关注了为自己与他人决策间的差异，但其结论并不统一（Polman、Wu，2019）。一些研究认为，相比于为他人决策，决策者为自己决策时更加审慎和患得患失（Beissw anger et al.，2003；Chakravarty et al.，2011；Hsee、Weber，1997；Stone、Yates、Caruthers，2002；Wray、Stone，2005）；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决策者为他人决策（或提供建议）比为自己决策时更保守的现象（Kray，2000；Kvaløy、Eriksen、Luzuriaga，2014；Kvaløy、Luzuriaga，2014；Lu、Shang、Li，2018）。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当决策不会造成损失时，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没有差异（Andersson et al.，2014）；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Sun et al.，2017）。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大都只考虑包含潜在损失和潜在收益的混合型风险决策类型，少数研究考虑包含两种风险决策类型的决策任务，但都没有将风险决策的所有可能类型全面地纳入考虑。风险决策除了有包含潜在损失和潜在收益的混合型决策，还有损失型（潜在结果非正）和收益型（潜在结果非负）决策（Birnbaum、Bahra，2007）。已有研究也证明了人们在不同类型风险决策中的决策偏好不完全相同（Wu、Markle，2008），因此仅考虑混合型决策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差异性。

以往文献中仅有少部分研究关注了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时损失厌恶的差异（Andersson et al.，2014；Mengarelli et al.，2014；Polman，2012；Zhang et al.，2017），但是都仅停留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根据兰热尔、卡默勒、蒙塔古对决策不同阶段的划分，决策过程不仅包括决策对选项的价值评估过程，也包括对结果的反馈加工过程（Rangel、Camerer、Montague，2008）。反馈加工过程通过补充更多的信息实现认知上的更新，并且以往研究也确认了反馈对损失厌恶的影响（Inman、Zeelenberg，2002；Kermer et al.，2006；Mulder et al.，2005），但以往关于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时损失厌恶差异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反馈加工阶段的讨论。

此外，以往关于损失厌恶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层面，而由于行为学方法的限制（Andersson et al.，2014；Liu et al.，2017；Mengarelli et al.，2014；Polman，2012），对差异现象的解释只能停留在假设和理论推导层面上，而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了解损失厌恶差异的成因，将有助于学者从决策形成的微观机制入手，完善风险决策的基础理论体系，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现象提供更加确切、客观的证据和系统性的解释，进而实现通过生理指标对未来行为现象的预测。

综上所述，在风险决策领域，关于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时的行为差异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把研究视角放在损失厌恶这一概念的具体研究仍有待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特别是在不同决策阶段，决策者为社会距离不同的对象决策时的信息加工过程，以及损失厌恶差异的形成机制。所以，探究决策各个阶段中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机制，能够解释决策差异产生的微观机制，丰富和完善风险决策的理论体系，帮助学者们更好地理解损失厌恶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孙昊野，2019）。

本书的第四部分旨在探明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结合管理学、行为经济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将从行为和大脑决策加工机制的角度全面地探索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现象及其成因。在本部分中，我们将：

第一，介绍采用基于混合型、收益型、损失型多种风险决策类型的实验范式，系统性地探讨不同类型风险决策中，个体在反应时、风险选项（试次）接受率等行为表现上的差异，并通过构建基于多决策类型的损失厌恶估计模型，探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揭示社会距离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实现对已有风险决策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已有关于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论和解释方法。一些研究认为决策者总是更在意对自身的利益积累，因此更关注决策行为的可行性，在为自己决策时总是更加审慎和保守（Beisswanger et al.，2003；Chakravarty et al.，2011；Hsee、Weber，1997；Stone、Yates、Caruthers，2002；Wray、Stone，2005）；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在为他人决策时，决策者容易产生规避责任的现象，即如果他人因自己的决策失误而承担不利后果，决策者本身会产生负罪感和更强的后悔感（Botti、Orfali、Iyengar，2009；Leonhardt、Keller、Pechmann，2011），而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心理压力，决策者在为他人决策时会更加小心和谨慎（Kvaløy、Eriksen、Luzuriaga，2014；Kvaløy、Luzuriaga，2014；Lu、Shang、Li，2018）。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当决策不会造成损失时，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没有差异（Andersson et al.，2014），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Sun et al.，2017）。事实上，上述研究大都只考虑包含潜在损失和潜在收益的混合型风险决策类型，少数研究考虑包含两种风险决策类型的决策任务，但都没有将风险决策的所有可能类型全面地纳入考虑，因此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差异性。在本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包含多种决策类型的风险决策行为实验探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程度的影响，为解决上述研究争论提供新的证据，实现对已有风险决策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www.daowen.com)

第二，采用决策神经科学的方法揭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机制。以往探讨损失厌恶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采用行为实验的方法，仅能证明损失厌恶的差异现象的存在，而对于差异现象的成因的探讨仅停留在假设和推论层面，而无法进行有力的检验和证明。我们将借助磁共振成像技术，从大脑决策加工的视角探究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差异的微观机制，揭示决策行为差异背后的认知加工机制，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现象提供更加确切、客观的证据和系统性的解释。

第三，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到反馈加工阶段，全面地揭示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兰热尔、卡默勒、蒙塔古将基于价值的决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①表征（representation）阶段，决策者需要识别自身的内在状态、决策的外部条件，以及可以采取的行动选项集合；②价值评估（valuation）阶段，决策者需要赋予不同的可能选项相应的主观价值，这些价值反映了这些选项可能带来的收益；③行为选择（action selection）阶段，决策者需要比较各个可能选项的价值大小，从而做出选择；④结果评估（outcome evaluation）阶段，也被称作反馈加工阶段，在选项实施后，决策者对该选择结果所带来的反馈进行判断；⑤学习（learning）阶段，反馈的结果作用于后续决策的各个阶段，从而提高未来的决策质量（Rangel、Camerer、Montague，2008）。从表征阶段到结果评估阶段可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而学习过程则是为下一次决策打下基础。此外，严格意义上讲，表征阶段属于决策前的阶段，而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行为实际上是包括从价值评估到行为选择再到反馈加工的三个阶段（沈强，2011）。而在上述三个决策阶段中，本书的第四部分将重点关注价值评估和反馈加工阶段，因为价值评估是行为选择的前因和源头，行为选择是价值评估的后续结果和必然反映，当了解了决策者对各个选项所赋予的价值后，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中我们重点关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和反馈加工阶段。以往关于损失厌恶差异的研究仅停留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在实验过程中不向被试呈现每轮次的决策结果。而反馈加工阶段不仅是决策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已有研究证明是否呈现反馈会影响损失厌恶。因此，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章，我们将通过一项行为实验研究探索在反馈加工阶段，社会距离是否仍对损失厌恶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作用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是否相同。

总之，本书的第四部分旨在从决策的各个阶段探究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机制。围绕研究目标，我们将通过三项实验研究分别从价值评估和反馈加工阶段入手，采用包含多种风险决策类型的实验任务，全面地探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并通过对决策过程中大脑信号的记录和分析，揭示社会距离所导致的损失厌恶差异的内在机制和成因。具体而言，本部分将通过实验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第一，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社会距离如何影响损失厌恶？第二，在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认知加工机制是什么？第三，在决策的反馈加工阶段，社会距离是否仍对损失厌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是否相同？

因此，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三项实验研究，分别从价值评估阶段中，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现象的普遍存在性、影响关系产生的认知加工机制，以及反馈加工阶段中社会距离与损失厌恶的关系入手进行具体探究，从而使读者能够从现象层面到本质层面清晰地理解风险决策的各个阶段中，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具体来说，在本部分中，我们将首先着眼于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包含了对可能结果的评估以及决策偏好的形成，是决策行为选择的重要基础。我们将通过一项探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影响作用的行为实验，揭示社会距离在风险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中的重要作用，并采用一项磁共振成像实验从大脑决策加工的角度探明社会距离诱发损失厌恶差异的背后成因，随后将研究视角放在决策的反馈加工阶段，通过一项行为实验探究在存在信息更新的情况下，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是否仍然存在影响，以及社会距离的影响作用在决策不同阶段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