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行为层面上，以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为情绪影响决策的现象提供了大脑决策加工层面的佐证。

后悔理论首先由塔莱提出（Thaler，1980），后经卢姆斯、萨格登及贝尔发展而逐渐完善，用以说明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Loomes、Sugden，1982；Bell，1982）。该理论是指当个体意识到实际的选择结果可能不如另一个选择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为了避免产生后悔情绪，当预测到不利的行为结果时，个体会尽量避免采取这一行动。近年来，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后悔情绪影响决策的理论假设。^[1]

在神经科学领域，勒杜通过对老鼠的研究，发现感觉丘脑（它执行初步的信号处理）与杏仁核（通常认为它在处理情感刺激时起着关键作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神经映射（LeDoux，1998）。这表明，在皮质执行更高级的处理过程之前，动物可能就已经对刺激产生了情感反应。贝沙拉、特拉内尔、达马西奥发现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通常与大脑中处理情绪反应的结构密切相关）损毁的被试，在爱荷华博弈测试中会做出不利的选择，他们往往会选择产生短期收益的选项，然而这些选项在长期是亏损的（Bechara、Tranel、Damasio，2000）。(www.daowen.com)

行为实验研究发现，公平通常与正性情绪有关，不公平则与负性情绪有关。神经科学已经找到了这方面的一些证据。桑菲等在Science上发表了《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经济决策的神经基础》一文。他们设计了一个最后通牒博弈，让两位参与者分配一笔钱，在其中一位提议分法后由另一位选择接受与否，并用fMRI记录参与者对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反应。此研究发现，不公平的分配会激活与情绪相关的前岛叶和与认知相关的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区域的神经活动，并且前脑岛活动更强的参与者更容易拒绝不公平的分配，说明情绪参与了决策，使得人们拒绝不公平的分配（Sanfey et al.，2003）。也有学者把“皮肤电阻反应”作为衡量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指标：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皮肤的导电率就会增加，而且这种情况只在与人博弈时发生（Van’t Wout et al.，2006）。这与桑菲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而与以往的研究视角不同，一些学者利用fMRI技术，开创性地从公平的角度探讨了情绪变化对决策的影响（Tabibnia、Satpute、Lieberman，2008）。研究表明，在同样物质报酬的前提下，相比于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在公平分配方案下获取报酬能使被试产生更强的幸福感，并同时激活了被试的奖赏系统。

这些研究初步探讨了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神经过程。然而，情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决策，情绪在各类不同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差异又如何，至今尚未形成共识（Glim cher、Dorris、Bayer，2005；Kenning、Plassmann，2005；Knoch et al.，2006；Yu、Zhou，20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