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决策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人，总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且认为个体的决策偏好具有一致性（Von Neumann、Morgenstern，1944），在决策时完全排斥情绪的影响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存在大量的偏好反转现象。比如：在面对两种期望相当的彩票时，一种只以很高的概率获得较低的收益（如A彩票：以94%概率获得4元），另一种以较小的概率获得高收益（如B彩票：以3%概率获得150元），大部分人更青睐A彩票，然而在转售给别人时，对B彩票的索价却更高（Lichtenstein、Slovic，1971）；在其他外部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替自己择业与替他人择业不一致（蔡明，2010）；也有调查显示，如果把某产品的优点以小数字表示，而把缺点用大数字表示时，该产品反而会更受消费者青睐（Wong、Kwong，2005）。这些偏好反转的“非理性”行为，让我们有必要去探讨决策偏好的形成机制。随着认知科学中情绪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是影响个体决策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Camerer、Thaler，1995；Dolan，2002；Hastie，2001）。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情绪对决策的重要性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美国著名的决策研究专家黑斯蒂在2001年指出了决策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16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Yuan et al.，2007）。

以往研究也关注了情绪对于不确定性决策的重要作用，其大多从效价维度出发，研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不确定性决策风险偏好的影响。例如，然、李研究了在重要的生活决策中，不同的情绪状态对冒险倾向的影响（Yuen、Lee，2003）。实验证明，诱发悲伤情绪者相比诱发中性情绪者对冒险持显著的更谨慎的态度。洛格纳汗、范发现，同属消极效价的两种情绪状态（焦虑、悲伤）在金钱赌博和职业选择实验中有不同的影响，悲伤让人偏好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而焦虑则让人更倾向于低风险-低回报的选择（Raghunathan、Pham，1999）。虽然大量研究证明了情绪效价是影响决策的因素之一，但相同效价的情绪对决策影响不一致的现象还没有得到解释。为此，国内外学者从情绪唤醒度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尝试，如斯特凡努奇、施托贝克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情绪唤醒度能够调节人的高度感知，而效价则不能（Stefanucci、Storbeck，2009）。我国学者甘甜、罗跃嘉、张志杰（2009）考察了情绪唤醒度和愉悦度对时间知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短时距下，唤醒度和愉悦度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是独立的；情绪主要通过唤醒机制影响时间知觉，被试在高唤醒度下知觉到的时间显著长于在低唤醒度下知觉到的时间。上述探索表明，作为情绪表征的重要维度，唤醒度也可能参与了个体的决策过程。(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