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决策，即人们从多种备择方案或事件中做出选择。而偏好，则是人们对不同方案或事件状态进行价值与效用上的辨析。因此，决策与偏好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起点。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并认为决策者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遵循贝叶斯理性，能够稳定地按效用大小对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各种结果做出安排；在此基础上，理性决策者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做出估计，进而对其决策产生的后果做出预测，最后对所有可能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以做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抉择。这种完全理性的决策理论植根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于1944年提出的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EU）理论（汪蕾等，2009），以及萨维奇于1954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SEU）模型。

然而，我们看到很多现实情况，它们偏离了基于EU理论和SEU模型建立起来的基准规范，并且这些偏差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导致了在过去数年里经济学者对传统模型的大量修正与完善，并由此产生了大量新模型。它们相互竞争，都试图给出对于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时个体行为的完美描述（叶航、汪丁丁、贾拥民，2007）。然而本质上，它们仍然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as if”理性假设基础上。

行为经济学引入大量心理学研究成果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将复杂的非理性人类行为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研究集中在决策领域，并主要研究判断（judgment）和选择（choice）两类问题。它认为，每一个现实的决策行为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在决策判断过程中，决策者的启发式思维、心理框架和锚定效应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决策选择过程中，对问题的编辑性选择、参考点、风险厌恶和小概率效应也会发生关键性影响（饶育蕾、张轮，2005）。卡内曼、斯洛维奇和特沃斯基在其被誉为“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研究领域的圣经”的《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中，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经典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即风险态度、心理账户和过度自信，并将观察到的现象（诸如代表性直觉、易得性直觉、锚定与调整之类）称为“认知偏差”（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

决策科学是管理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认知神经科学与决策科学的交叉融合必将带来全新的决策神经科学（马庆国、王小毅，2006b）。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国立卫生研究所称为“脑科学的十年”（Shiv et al.，2005）。随着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神经科学研究工具被成功地应用于观察决策现象，由此在决策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热点研究，如决策的奖惩系统（Knutson et al.，2001；Paulus et al.，2003），决策效用、期望效用和预期效用（Knutson et al.，2005；Tom et al.，2007；Yu、Zhou，2006a），决策与公平（Sanfey et al.，2003）等，取得了一系列前沿进展。(www.daowen.com)

2002年，弗农·史密斯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发言中提到，新的脑成像技术推进了神经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发展，它可以研究大脑活动的内在规律，包括市场与规制调节下人类决策规律（马庆国、王小毅，2006b）。2005年，巴巴·希夫、安托万·贝沙拉等学者首次在Marketing Letters上提出“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 neuroscience）概念（Shiv et al.，2005）。2007年，艾伦·G.桑菲在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上发文，探讨了在判断与决策领域，决策神经科学的研究方向（Sanfey，2007）。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决策神经科学通过探测大脑如何工作，为决策理论寻找更深层的基础。一些学者，如卡莫勒、勒文施泰因、普雷莱茨、黑斯蒂、道斯、梅勒等预言下一个令人兴奋的决策前沿研究将会出现在神经科学领域（Camerer、Loewenstein、Prelec，2005；Hastie、Dawes，2010；Mellers，2000）。由此可见，对决策神经科学领域的探索已成为当前决策研究的最新前沿主题之一。

从个体决策行为的研究发展趋向来看，在早期的研究当中（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人们普遍从行为层面来探究个体在特定的现实情境下如何做出决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角开始从行为层面延伸到心理和认知层面，并最终递进到从生理层面来分析和给出个体决策行为的更底层的机制（汪蕾、沈翔宇、林志萍，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