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有诸多不满，但在WTO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青睐有加，将其作为推行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议以1995年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的汽油标准案为开端，在其后的WTO争端解决实践中，无论是作为申诉方主动参与还是作为被诉方被动参与，美国参与的数量在全部成员中遥遥领先。^[20]WTO官方网站统计信息表明，从1995年1月到2018年5月，美国以申诉方、被诉方以及第三方身份参与的案件分别为117起、144起、143起。^[21]

从美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美国对DSB作出的裁决都能认真对待。在作为申诉方并胜诉的案件中，如果裁决执行成效不彰，美国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败诉方切实履行裁决义务。其采取的措施归纳起来有3种:取得中止关税减让或其他利益的报复授权、以争端解决程序解决裁决执行中的分歧、与败诉方协商解决。

在美国作为被诉方并败诉的案件中，对于裁决的执行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美国在裁决生效后的合理期间通过撤销、废止、修改争议措施以符合裁决，并且胜诉方没有提出异议。这在美国败诉需要执行的案件中占40%左右，这种案件中的争议措施通常是行政措施，对于行政措施的变更，不涉及国会的立法程序，所以执行起来相对比较迅速。另外一种情况是胜诉方不满意美国的执行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胜诉方通常可以采取两种措施:取得中止关税减让或其他利益的报复授权、延长美国执行裁决的合理期限。从实践来看，美国不能在合理期限内执行裁决的主要原因在于执行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授权范围，涉及国会的立法权，而立法程序的复杂性和传统上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国会的主导地位导致美国政府执行这类裁决时困难重重。

总体而言，美国对待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立场和态度在其23年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显露无遗。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成为美国推动WTO其他成员国国内贸易法律和政策改革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美国也会在争端解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少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维护其贸易法律和政策。^[22](www.daowen.com)

从美国参与RTA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与实践可以得知，美国在其签署的RTA中，实际利用一般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缔约国间贸易争端的主要案例仅发生在NAFTA中。自1994年NAFTA生效以来，美、加、墨三国利用NAFTA下争端解决机制最频繁且趋势呈现增长的仅有NAFTA第11章的“投资争端解决”；第19章关于反倾销与反补贴的争端案例近年来大幅减少；另外，使用第20章一般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非常少见，NAFTA生效以来仅3起，即1996年的“美国诉加拿大农产品关税案”“1998年美墨高粱扫帚案”与2001年的“美墨卡车跨境运输案”。

NAFTA于1994年生效，次年WTO成立，WTO争端解决机制自此正式开始运作。美国在WTO成立之初，在多边场合频频对他国贸易措施提起申诉。WTO成立以来，美国作为申诉方的117起争端案件中，以加拿大为被诉方的有7起、以墨西哥为被诉方的有6起，而且主要发生在1996—2006年期间。相对地，加拿大指控美国的有20起，占美国被指控案件的17%，墨西哥指控美国的案件也有10起。从上述数据可以发现，虽然NAFTA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同时并存，但作为NAFTA缔约国的美、加、墨三国并未舍WTO争端解决机制而偏好采用NAFTA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使用RTA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数量相对比较少，在WTO与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率上显然有较大差距。

从全球的实践来看，出现WTO与RTA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案件并不算多，通常申诉方会考虑WTO与RTA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裁决执行的可行性等各种因素，来选择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鉴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其成为许多成员争端解决的首选，而且经WTO争端解决机构审理的案件几乎不会再提交给RTA争端解决机制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WTO与RTA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缺乏协调而可能导致的管辖权冲突泛滥。从NAFTA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虽然适用NAFTA下一般性争端解决机制的仅3起案件，但是其中2起案件就发生管辖与协议义务冲突的争议，鉴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未规定任何场所选择条款，基于WTO协定建立的RTA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出现管辖权冲突的可能性还是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