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障碍的概念是专家组在“墨西哥饮料案”中第一次提出，^[82]专家组指出，墨西哥没有主张，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NAFTA或任何其他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条约下的法律义务可能对美国在WTO提起申诉或专家组对案件的审理构成法律障碍。但是，专家组在报告中并未表示，管辖权法律障碍的发生必然导致WTO争端解决机构“不得”行使管辖权，可见，专家组提及“法律障碍”概念，仅是描述WTO和RTA争端解决机制间可能出现的“规范冲突现象”，并未赋予该“现象”任何具体的法律效果。^[83]“墨西哥饮料案”上诉机构虽然表示受限于上诉方的主张，而不会对该案中是否有“法律障碍”状况存在加以认定，^[84]但其在论述中似乎进一步赋予“法律障碍”处理管辖权“规范冲突”“现象”时的法律效果，亦即认为管辖权法律障碍发生时，争端解决机制审理该争端的权力将可能被排除。^[85]

上诉机构在“墨西哥饮料案”赋予“法律障碍”现象排除特定争端解决机制行使管辖权的“法律效果”，这对RTA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问题的解决是有帮助的。首先，因“法律障碍”概念的适用，使WTO争端解决机构有可能挣脱DSU第3条第2与第3款、第7条、第11条、第19条第2款和第23条等解释规范时，不得侵害成员方权利(包括诉权)和必须处理成员方提交争端的僵硬规定；其次，上诉机构已明确表示“法律障碍”的法律效果为可使特定争端解决机构排除或拒绝行使争端管辖权，这时如果RTA争端解决条款能和WTO的DSU形成“法律障碍”，就能通过该概念确定由单一法庭行使管辖权而简化裁决。

上诉机构通过提出“法律障碍”概念，赋予WTO争端解决机构决定是否在个案中行使管辖权的权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诉机构这种赋予“法律障碍”特定法律效果的见解，在未以国际法解释方法或一般法律原则补充法理的状况下，“墨西哥饮料案”中的上诉机构显然已超越了“适用法律”而进入“司法者立法”阶段，因此，“法律障碍”的法律效果是否会继续被后案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所遵循而成为WTO实质规范的组成部分还有待WTO争端解决未来的实践。^[86]此外，从“墨西哥饮料案” 中，我们除知悉RTA争端管辖条款的援引可能构成“法律障碍”外，对于以“法律障碍”作为争端解决机构拒绝行使管辖权时还必须满足哪些要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司法实践补充之前，法律障碍的适用方法仍不明确。

值得思考的是，禁止反言原则是指，在他国善意信赖并将因此获利的情况下，一国受其自身先前清楚自愿的声明所拘束。法律障碍概念与禁止反言原则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www.daowen.com)

首先，根据“墨西哥饮料案”，上诉机构认为，NAFTA下选择性排他管辖条款的适用，可能与成员方向WTO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救济的规范出现“法律障碍”的情况，但从选择性排他管辖的含义及DSU赋予WTO成员向WTO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救济的“权利”来看，后者是保障WTO成员提诉救济的权利，前者则是成员对限制行使该权利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性质上属于成员间因声明而导致丧失向特定场所请求救济的权利，所以，如果这种限制权利行使的意思表示在由成员间签订条约而形成时将被上诉机构赋予“法律障碍”的名称，或许我们可以直接将“法律障碍”定义为“以法律规范规定形式发生的禁止反言原则”，而援用禁止反言原则适用法律障碍。亦即“在他国善意信赖并因此或有利益的情况下，一国受其自身先前清楚自愿性制定规范的拘束，而不得任意背离”，对法律障碍采取这种理解的情况下，除一方面有助于厘清并理解“法律障碍”的操作与适用，更可进一步将“法律障碍”中当事方受其自愿签订的协议拘束要件，结合诚信原则、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等一同适用，赋予国际法下不同体系规范相互适用的可能，并促进各国际法体系间的调和适用。

综上所述，“墨西哥饮料案”上诉机构提出的“法律障碍”概念，或许是未来解决WTO和RTA争端解决机制管辖冲突的重要因素，但“法律障碍”在未来实践中究竟是仅会被以“规范冲突”的“现象”角度理解，抑或是将成为“解决规范冲突”的“方法”，目前尚不明确。以“禁止反言原则”观点理解“法律障碍”的理念，甚至使其与“诚信原则”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一同适用，都可供未来WTO争端解决机构参考，但仍待后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践才能进一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