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合作从萌芽到壮大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50—6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第一次出现。1956年欧洲经济共同体首开先河，拉开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帷幕，1960年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则紧随其后。^[22]而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次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兴起，在这一阶段不仅成功催生了欧洲统一市场，而且产生了北美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23]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次浪潮正方兴未艾，其表现为以RTA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独领风骚。^[24]对于各国政府建立RTA的动机有不同的解释，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理论。

(1)边缘化综合征

所谓“边缘化综合征”(Marginalization Syndrome)，是指国家唯恐在重要的国际经济或政治发展中被忽略或边缘化，所以，该国政策决定者积极参与或签署区域协定，以避免可能遭受的忽略。^[25]

具有这种动机的国家往往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在地理上遭受孤立或者在经济上对他国极为依赖，由于这些国家已对其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极为担忧，并相信除非加入，否则新签订的区域协定将会使其国际不利地位进一步恶化。

(2)区域安全目的

有学者认为，政府通过贸易谈判来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从而建立区域内的信赖感，而渴求这种信赖感的国家大多曾经或现在正遭受安全问题的困扰，其主张通过建立RTA来增加信赖感，以抵抗来自区域内外的军事威胁。^[26]

对于一些历史上存在冲突而且传统上缺乏国家间交流和协调的区域而言，推动经济合作往往是构建安全信赖的起点，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经验证明，政府通过推动RTA以消除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确保不会发生内部的军事冲突。^[27]

(3)新安全需求

如前所述，有的国家签署RTA以应付安全威胁，但现在部分安全威胁不限于传统的军事威胁，对安全的威胁及不稳定的原因，还包括环境损害、非法活动、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以及国际恐怖活动等，所以称为“新安全议程”(New Security Agenda)。^[28]实践证明，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许多国家解决上述新安全威胁的重要工具。^[29]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所包含的环境条款被墨西哥当作其环境标准；此外，也有国家希望当RTA面临新安全需求时，得以间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修正条款，同时也改善其所面对的安全威胁，而该新安全威胁也成为欧盟与地中海国家以及美国拓展与西半球国家签订新自由贸易协议时所关注的焦点。^[30]又如，当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在新的国际局势下为应对“新安全挑战”而采取的重大举措。^[31](www.daowen.com)

(4)增加谈判能力

有的国家可能为了增加自身在国际谈判中的影响力而签署RTA，因为RTA的能力表现为其成员可以协调和统一立场，从而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此外，RTA也可以增加成员与跨国公司及外国投资者谈判时的影响力，从历史来看，20世纪5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签署RTA，旨在加强其与跨国公司谈判的能力，例如，安第斯共同体(La Conunidad Andina)采用区域性营业执照制度，以避免跨国公司通过周旋于各国政府间而漫天要价的状况出现，并以一体化的区域市场准入吸引潜在投资者，并促使投资者作出更多让步。^[32]

有些发展中国家也通过签署区域贸易协议，以期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提供更多援助。如非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地区国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欧盟的发展援助；另外，加勒比共同体(Caribbean Community)通过推行区域合作以换取欧盟提供更多援助的机会，而且通过结合外交资源还可以增加其在国际组织的谈判能力。^[33]

发达国家同样也可以通过签署RTA来增加其国际谈判的筹码，如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国家希望在即将到来的GATT谈判中增加其对美国的谈判筹码。^[34]

(5)确保转型成果

也有些国家将加入RTA作为巩固贸易自由化成果的手段，换言之，由于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数量远远少于WTO的成员，所以，任何对承诺的破坏或违反都可能对区域内的成员产生直接的冲击，并引起其他成员的反对与抵制，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规定了区域机制，以保障协定的遵守和履行。在多个区域成员不断相互影响下，将使成员方政府相较于多边机制，更注重其名声及其在伙伴间的信用，所以，当国家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时，缔结RTA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其转型成果，不至于因为未来新政府的政策转变而毁于一旦。^[35]

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墨西哥加入NAFTA以确保国内贸易转型成果。从20世纪中期开始，墨西哥在国内经济发展上采取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政策，以避免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但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成效不彰，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墨西哥政府开始推动经济转型，一改奉行半世纪之久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开始进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当时美国提议的NAFTA恰好符合墨西哥的新自由化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贸易自由化倒退的风险，所以墨西哥以加入NAFTA为契机，推动国内的自由化改革，并使其本身无法单边变更其贸易政策而退回保护主义，确保经济转型成果。^[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