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补贴的方式促进产业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实施补贴，尤其是能源补贴存在诸多问题，会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并可能会加重环境问题。对此，许多学者对能源补贴改革问题开展研究。Motlagh and Farsiabi(2007)运用ECBA模型考虑了社会福利以及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认为能源补贴改革是有益的，在长期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和经济增长。但是也有学者研究表明，能源补贴改革对经济影响程度以及对实际收入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Burniaux et al., 1992)。学者对于能源补贴改革的研究，一个重点是关注能源补贴改革对居民的影响。Saboohi(2001)对伊朗能源补贴政策进行研究，由于社会普遍意识到能源补贴导致市场扭曲和福利损失，因此对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作者评价了能源补贴对资源分配的影响，估算了取消能源补贴对生活成本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认为可通过减少能源补贴并将之用于增加居民转移支付，从而补偿家庭购买力的下降，通过能源补贴改革及相关配套政策，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并能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度帮助。津巴布韦20%的城市贫困人口使用电力，Dube(2003)对津巴布韦的能源补贴政策开展了研究，确定了城市贫困家庭在有无补贴的情况下，能够承担的电力成本。Kebede(2006)对埃塞俄比亚煤油和电力补贴对城镇居民购买力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对煤油和电价的补贴不会显著改变家庭的总成本，即使贫困家庭也具备购买未经补贴的煤油的能力，对电力而言，如果采用固定成本分摊机制，一般贫困家庭也具有获得电力的购买力。除了关注能源补贴改革对居民的影响外，学者也对能源补贴改革对碳排放的影响开展了研究。IEA(2010)对化石能源补贴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不取消补贴，在2011—2020年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补贴，将会使得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降低5.8%，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6.9%。Hutchinson et al.(2010)对低碳能源生产补贴开展研究，认为补贴导致生产结构向清洁能源转变，但也会产生抵消性的消费效应，即由于补贴导致能源均衡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能源消费增加。Hong et al.(2013)研究了中国能源补贴改革如何缓解中国的反弹效应以及如何实现减少财政支出、改善扭曲的能源市场，同时降低能源消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作者首先利用价差法计算了2007年中国能源补贴总规模，然后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反弹效应进行识别，最后通过编制混合实物能源投入和货币产出模型，模拟了补贴改革的缓解效果，发现取消能源补贴将会使得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出现不同程度下降。Li and Lin(2017)认为尽管中国进行了一些价格改革，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能源部门实行成本加成定价机制，政府对能源的行政性定价本质上属于能源补贴行为。作者估算了2006—2010年中国22个部门化石燃料的补贴水平，并采用价差法分析了取消能源补贴对各部门和能源类型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取消能源补贴能降低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但是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国内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能源补贴改革的影响开展了颇多研究。

第一，部分学者对化石能源补贴进行定性分析。李虹(2010)对化石能源补贴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化石能源补贴改革会对居民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以及农民产生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居民以及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强能源产业工人的技能水平。刘伟和李虹(2012)对化石能源补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并分析了化石能源补贴改革中存在的难点。李志学等(2018)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价格补贴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新能源价格补贴政策中还存在产品定价缺陷、补贴资金缺口以及发电上网障碍等问题，提出要完善新能源电价定价机制，加快体制改革以及提高新能源补贴效率等政策措施。这些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对能源补贴改革进行研究，因缺乏相应的实证结果作为根据，难以形成强有效的说服力。

第二，部分学者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以及计量分析等方法对能源补贴改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李虹等(2010)在估算了2007年中国燃气和电力补贴的基础上，对居民按照收入水平分成10组，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取消补贴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影响，发现取消补贴后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较大。周勤等(2011)研究了能源补贴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发现能源使用成本较低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是造成外贸顺差与生态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何凌云等(2013)将内外能源价差与其他影响因素纳入计量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外能源价差对我国碳排放总量存在非对称效应，认为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要降低政府行政干预，从煤炭向石油、电力、天然气逐步推进。高新伟和闫昊本(2018)对新能源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新能源产业的不同环节补贴政策效果不同，在中间环节实施生产补贴的新能源的产业发展最为有利，补贴政策设计需要科学合理，通过细化补贴方式、监督发放过程等相关措施能够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有利于新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龚利等(2019)从区域的视角，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化石能源补贴开展了研究，发现能源补贴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能源补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取消能源补贴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尤其是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取消化石能源补贴也会对居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研究仅关注于能源补贴改革对某一方面的影响，或是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能源补贴改革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难以全面量化分析能源补贴改革对环境经济的系统性影响。(www.daowen.com)

第三，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能源补贴改革的系统性影响进行研究。姚昕等(2011)在估算了中国2007年能源补贴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取消化石能源补贴的环境经济影响，发现取消化石能源补贴能够显著降低一次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但是将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较大影响，不利于经济稳定，而在取消化石能源补贴的同时将其用于补贴清洁能源部门，对宏观经济会产生积极影响。刘伟和李虹(2014)利用价差法估算了2007年煤炭补贴规模以及补贴率，并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取消煤炭补贴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取消煤炭补贴能够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王韬和叶文奇(2014)同样采用价差法估算了2007年中国电力和天然气的补贴规模，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经济体系产生的影响，发现取消补贴后虽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是却能降低单位GDP电力和天然气消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张希栋等(2016)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削减天然气补贴的环境经济影响，发现削减天然气补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但是却能降低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促进行业收入分配公平。

截至目前，中国能源补贴改革进展相对顺利，但是仍然存在交叉补贴的问题。林伯强等(2009)采用对中国居民用电交叉补贴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用电交叉补贴没有针对性，需要进行补贴的贫困居民实际获得的补贴较少，而高收入群体则获得了较多的补贴，补贴存在无效率的情况，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贴，降低对居民用电的补贴规模。林伯强和刘畅(2016)指出自2013年中国大幅削减化石能源补贴，到2015年为止财务意义上的化石能源补贴基本取消，但是对居民的交叉补贴现象严重，而煤炭消费具有较高外部成本，因而在考虑到外部成本后的能源补贴依然存在，对此政府应减少无效能源补贴，增加有效能源补贴，解决居民交叉补贴和减少环境外部成本。叶泽等(2019)认为当前中国电价交叉补贴不仅不具经济效率也有失公平，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设计了解决交叉补贴问题的阶梯电价方案，计算得到了最优阶梯电价方案。白彦锋等(2016)对天然气交叉补贴与城市燃气定价开展研究，提出要通过价格机制解决天然气领域的交叉补贴现象，建立健全居民的阶梯价格制度以及完善城市燃气相关政策等。白彦锋等(2018)运用价差法计算了中国天然气交叉补贴规模的大小，并研究了天然气交叉补贴对天然气供求的影响。

目前，关于天然气补贴改革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天然气交叉补贴改革的研究甚少，对居民气价与工业气价统一以后，对环境经济体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并未有相关研究。因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天然气交叉补贴改革对经济体系以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