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一方面能够调节代际利益，另一方面则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促进资源分配公平，缩小以资源输出为主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对资源税进行改革，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促进社会公平。

天然气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基本掌握在少数国有油气集团公司手中。在对天然气资源开发过程中，天然气开采企业获得了较高的利益，但是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民众不仅未享受到资源开采收益反而要承受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当前，我国资源税正在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在以往的从量计征方式中，天然气资源税相对容易操作，仅需要明确企业的生产以及销售数量，即可征收相应的税额，但是采用从量计征并不能反映天然气价格的变动情况，即当天然气价格上涨较多，而天然气资源税依然按照从量计征，则不能反映天然气资源的稀缺程度。按照从价计征后，能体现资源税与价格的联系，能够通过价格传递给下游天然气消费者，促进天然气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对于天然气资源税如何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产业的发展等，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比较多的研究。国外对资源税的研究较早，Hotelling(1931)就研究了矿产资源耗竭理论，发现可耗竭资源存在最优消耗，为了确保经济体系对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采取一定方式确保资源的最优开采，提出采用税收调节的手段控制资源的开采速率，使得资源影子价格的增长率等于社会效用贴现率，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开采。Foley等(1982)研究了征收资源税对美国铜业供给的影响，发现随着资源税税率的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先增加后降低。Hung等(2009)运用动态霍特林模型对可耗竭资源征收从价税与从量税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征收从价税要优于征收从量税。Eisenack等(2012)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相比于环境税而言，资源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效果更加明显。Bacal(2016)对摩尔多瓦共和国征收资源税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资源税的使用、计税依据，评估了税收产生的环境经济影响。

中国近年来在不断加快资源税改革进程，学界也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开展了研究，其内容主要是两类： 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定性研究以及实证研究。

第一，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定性研究。谢鹍和宋岭(2011)以新疆为例，分析了资源税改革在不同层次上对资源的配置效应，认为资源税改革能够完善节能减排经济政策、保证经济安全以及资源安全，同时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资源税税负、增加资源所在地的财政收入，将资源所在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竞争力，优化区域间的资源配置意义重大。张会疆和王宏康(2012)对新疆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新疆经济发展、财政增收、民生改善意义重大；新疆政府应高度重视，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原则推进新疆油气资源税改革，并提出了征收天然气资源税后的使用去向以及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征收的相关办法。张海莹(2013)认为资源税单位税额较低不能起到引导企业节约资源的作用，不利于资源开采效率的提升，导致了资源严重浪费；在分析了新疆地区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情况之后，认为资源税改革的目标是增加资源开采者和资源使用者的成本，最终提高资源的开采效率；今后我国应建立并完善资源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使得资源开采者能够更加有效地开采和利用资源。郑坚铭(2018)认为我国对陆上油气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是对海上油气资源税费制度研究不足，因而其针对南海油气资源税费制度进行研究，发现南海油气资源税费制度存在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间的冲突、助力地方经济作用不显著、地方事权与财权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海上油气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应该协调属地管理与属人管理间的冲突，增加地方油气资源税收分成，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平衡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以及利益。(www.daowen.com)

第二，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实证研究。林伯强(2008)采用El Serafy的使用者成本法对中国油气资源耗减的情况进行研究，并运用CGE模型模拟了征收油气资源税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 征收20%以下的油气资源税，宏观经济负面影响较小并且能够降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该研究对于中国能源资源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是存在不足之处，未将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也未能凸显征收天然气资源税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王众等(2014)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天然气资源税与其他系统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和反馈机制，发现四川天然气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并且在从价计征条件下的资源开发速度更加理性，资源开采更加合理。金成晓等(2015)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地区油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发现油气资源税改革使得单位产出能耗下降，污染减少。邵珠琼和张中祥(2018)以油气资源税改革为切入点，对油气资源税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展开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油气资源税改革使得上游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而对下游企业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小。刘建徽等(2018)采用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原油、天然气、煤炭资源税改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资源税改革促进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但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杠杆和调节作用效果不明显，据此提出了下一步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包括扩大征收范围、实施资源税动态税率制度、调整资源税计税依据等。

综上，学者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实证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是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实证研究以计量分析为主，仅考虑了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后对经济影响的一个方面，并未对经济体系产生的系统性影响进行全面分析。而与天然气类似的煤炭，学者不仅对其开展了计量研究(曹爱红等，2011)，也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煤炭资源税改革的环境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林伯强等(2012)利用修正的El Serafy使用者成本法估算了煤炭资源的耗减成本，并通过动态CGE模型研究了征收从价煤炭资源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资源税税率在5%—12%，并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同时能够兼顾煤炭作为稀缺资源的耗减成本。刘宇和周梅芳(2015)运用CGE模型在无税收返还电价管制、无税收返还电价市场化、税收返还电价管制以及税收返还电价市场化四种情景下，研究了煤炭征收5%的资源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发现煤炭资源税改革对经济的影响较小，在不同情景下对经济的影响差异较大，在税收返还情景下，征收煤炭资源税不仅可以抵消产生的负面影响，还能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并且也不会促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在放开电价管制及考虑税收返还的条件下，更加能够抑制物价水平的增长。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煤炭资源税改革有利于降低高耗能行业产出以及节能减排。徐晓亮等(2017)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长期影响，发现煤炭资源税改革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福利，但是在不同情景下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果有较大差异，因而认为在节能减排和环境福利综合提升的目标条件下，煤炭资源税改革下一步要更加注重资源政策方案设计的协调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好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在以往研究中，专门采用CGE模型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环境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少，而在煤炭资源税改革的相关研究中，有较多学者采用CGE模型对煤炭资源税改革的环境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然而，与煤炭资源税改革不同，采用CGE模型研究中国天然气资源税改革有其特殊性。由于中国的天然气开采业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寡头垄断运营，一方面需要考虑天然气开采业生产存在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天然气开采业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据此，天然气资源税改革是否能够增加天然气的使用成本、节约天然气的使用、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以及体现天然气资源的代际公平？基于此，笔者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采用本书第四章构建的能够刻画中国天然气市场特征的CGE模型，分别在完全竞争及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模拟了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的减排效应及经济效应，模拟结果为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天然气资源税改革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