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入关谈判到了紧要关头，中国希望融入世界市场获得发展动能，但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接触，在中美合作中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把中国拉到CDMA阵营，是这一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8年，原邮电部进行政企分家改革，同时中国联通从邮电系统中拆分出来。2000年，邮电又进一步拆分为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公司，分别运营移动业务和固话业务。此外还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小调整，形成三大（移动、联通、电信）和四小（卫通、网通、吉通、铁通）的七雄并立局面。

这种相当奇特的拆分方式，不是把市场份额横向拆分，同等分给几个公司，而是按照业务类型纵向划分，使得每一种类型业务尽可能地保留在同一个公司，以避免同质化竞争，保存实力。

最强实力的中国移动继续运营GSM业务，后来也确实不负众望，成为承载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希望的脊梁。

在艰难的夹缝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实力，还成功地把自有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变成了与WCDMA、CDMA2000并列的全球3G的三大标准之一，为中国将来能够在4G和5G时代实现逆袭，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

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其过程的精彩程度比起电影剧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TD-SCDMA虽然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其实也不是完全原创，其中一部分重要专利来自欧洲的一个老牌厂商——德国西门子。

20世纪90年代，正值3G标准形成期。西门子公司研发出了TD-CDMA技术，但是在竞争欧洲3G标准的过程中败下阵来。美国在2G时代就是因为同时搞出三个标准左右互搏，才让欧洲占了先机。欧洲人知道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西门子投入巨资研发的TD-CDMA就必须被放弃。但是西门子很纠结，前期投入的成本就这样打了水漂，很心疼。

当时西门子通信事业部3G研发团队中，有一个叫作李万林的中国人，他向西门子公司提了一个建议，既然这个技术留着一文不值，不如干脆卖给中国吧，好歹能收回点儿成本。

西门子的领导层认为这个建议十分合理，于是在李万林的牵线搭桥下，西门子将TD-CDMA技术专利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电信研究院）。电信研究院将来自西门子的技术以及自研的技术相结合，就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由于发明专利从提交申请到专利授权，最快也要两三年，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积累专利的时间。(www.daowen.com)

严格来说，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完成度并不高，在空口传输相关技术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因此才输给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WCDMA。但电信研究院正好在智能天线方面有相当的研发积累，能够解决空口传输的问题。

中国其实早就谋划建立属于自己的通信标准。GSM以及根据GSM发展起来的WCDMA，以及美国的CDMA2000，都是基于频分双工（FDD），欧美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通信标准，避开欧美的重重专利封锁，从原理上只剩下时分双工（TDD）可选。而TD-CDMA恰好就是TDD。

李万林这一看似简单的“建议”，对中国来说价值极高。他也因为这项贡献，入选《商务周刊》评选的“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经济最具影响的百名海归”。

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对中国通信业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中国3G标准应对策略。在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观点，其中包括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它的TD-SCDMA。

据一名参会专家事后回忆：“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最后，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一锤定音：“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不要小看这个提案，有了它，中国就有了在美欧争霸的局势下，进行博弈的筹码。

按照当时的形势，欧洲由于在2G的GSM上占据优势，已经使用GSM设备的运营商过渡到WCDMA，付出成本最低，因此到了3G时代，欧洲的WCDMA成为全球唯一通信标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显然不能接受这一局面。

后来，经过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各方的协商，中国代表的智慧和努力）之后，欧洲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和中国的TD-SCDMA共同成为3G三大国际标准。在美欧争霸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四两拨千斤”，成为3G标准的拥有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