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洲尾贸易场的跨区域影响力增强

洲尾贸易场的跨区域影响力增强

时间:2023-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洲尾贸易场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力增强,原有的跨区域性质也日渐突出。从现有资料来看,笔者认为,洲尾贸易场的跨区域性质,除了体现在对其邻近的广西其他地区有辐射力,也吸引了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广东等华南地区的商人、商品参与贸易。

洲尾贸易场的跨区域影响力增强

由合浦与东南亚之间航线上的船舶休整、补给点发展而成的洲尾贸易场,其形成之初,虽服务于海外贸易,但彼时的跨国性质并不突出,主要交易内容仅是跨州郡之间的地方贸易而已。随着安南独立,贸易场的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越南商人和商品,具有了跨国性质。与此同时,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洲尾贸易场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力增强,原有的跨区域性质也日渐突出。从洲尾遗址出土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及广西多地贸易瓷器来看,洲尾贸易场的贸易商品来源广泛,这是其跨区域性质的直接证明;从《岭外代答》关于钦州博易场中四川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的记录,可见四川商人在北部湾沿海贸易场中的存在及其将商品转运内地的事实,说明了包括洲尾贸易场在内的北部湾沿海贸易场存在多区域商人参与、贸易场商品跨区域流动的情况;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同一时期的不同贸易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也是这些贸易场跨区域性质的体现之一。“如云南缺盐,横山寨博易场就促使云南实现了以马易海盐的贸易,所以宋朝在横山寨博易场购买大理马时常以海盐充抵马资,专门规定‘以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易马”[26],其中“易马”所用的海盐应来自包括洲尾贸易场在内的北部湾沿海贸易场,“上述4个博易场集中在广西西南的沿边和沿海地区,它们之间的距离,近者六七十公里,远者不过二三百公里,有便利的交通道路相连。西南地区来的商人和海外舶商在几个博易场内,辗转贸易,互通有无,相互联动”[27],这种互动势必促进包括洲尾贸易场在内的相关贸易场带来商品、人员的跨区域流动。从现有资料来看,笔者认为,洲尾贸易场的跨区域性质,除了体现在对其邻近的广西其他地区有辐射力,也吸引了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广东等华南地区的商人、商品参与贸易。

洲尾遗址出土的部分越南青瓷

洲尾遗址出土的部分越南青瓷

洲尾遗址出土的瓷盆残片(左)与越南出土的瓷盆(右,图片来源: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京城研究所编写出版的《越南古京城》)

防城港博物馆征集的出土于洲尾遗址的越南青瓷碗

洲尾遗址出土的部分浙江龙泉窑瓷器残片

洲尾遗址出土的福建遇林亭窑黑釉金彩

洲尾遗址出土的江西景德镇青花瓷残片

【注释】

[1]何守强:《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报告》,《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2—13页。

[2]何守强:《潭蓬运河研究》,漓江出版社,2019,第135页。

[3]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唐宋元陶瓷的科技分析》(内部资料),第8页。

[4]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104页。

[5]黄启善:《试论宋代货币的传播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载《黄启善论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2019,第347页。

[6]黄启善:《试论宋代货币的传播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载《黄启善论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2019,第350页。

[7]梁炳猛:《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创新》2010年第1期,第26页。

[8]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223页。

[9]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223页。

[10]朱文慧、王元林:《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的对外贸易》,《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8卷第5期,第16页。(www.daowen.com)

[11]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219—220页。

[12]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196页。

[13]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第108页。

[14]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第103页。

[15]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第107—108页。

[16]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九,中华书局,1975,第652页。

[17][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中华书局,2000,第99页。

[18]岳南:《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商务印书馆,2011,第79页。

[19]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77,第14065页。

[20]戴梦熊修、唐炅绪纂:《上思州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181页。

[21]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75,第1748页。

[22]何守强:《潭蓬运河研究》,漓江出版社,2019,第140页。

[23]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第279页。

[24]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8卷第2期,第144页。

[25]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第107页。

[26]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8卷第2期,第145页。

[27]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8卷第2期,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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