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现有的遗存及相关文献，以洲尾遗址为中心来进行考察，洲尾贸易场至少有东、西两个方向的4条贸易线路。

（一）洲尾经广东至东南沿海往返线

在洲尾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有部分为浙江龙泉窑青瓷、江西景德镇出产的青瓷及青花瓷，还有部分为洲尾以东的广西钦州、北海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青瓷窑群出产的青瓷。这些瓷器除景德镇窑出产的之外，均是沿海地区所产，应是自东向西沿着海岸线而来。当然，也不排除景德镇青瓷、青花瓷通过内陆水运至浙江或福建，再转由海路运输的可能。这些瓷器在洲尾遗址的成批次出现，说明了由浙江、福建经广东进入广西北部湾地区的自东向西沿海贸易航线的存在。此外，近年有学者在对洲尾遗址、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地出土的越南青瓷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出土的越南青瓷器是“被闽、粤商人由北部湾地区越琼州海峡，中转至流求后，沿群岛北上至日本博多等地”^[13]，即这些越南青瓷器经洲尾贸易场中转后，继续自西向东并往东北方向至日本，“其产品流向勾勒出一条经由北部湾沟通越南、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14]。对于此观点，笔者是比较赞同的。通常而言，贸易航线不可能是单向的，从东南沿海贩运瓷器到达洲尾贸易场的船舶，其返程不可能空舱而归，必然是满载而返以追求更多利润。所载者无非洲尾贸易场所销售的广西土产及包括各种香料在内的来自越南等地的舶来品，“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碗、碟、钵、杯等，应是交趾舶商通过博易场贩售至北部湾沿海的。与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同出的还有龙泉窑及福建、广东等地的仿龙泉窑青瓷……均反映了福建、广东等地商人‘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至北部湾沿海进行贸易，贩回香料等土特产的近海贸易情况”^[15]，而作为洲尾至东南沿海贸易航线延长段的我国台湾及日本等多地所发现的越南青瓷器则证明了这一点。

此条航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故道”，唐朝时，为解决集结于广西合浦、拟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南的大军粮草问题，陈磻石上书唐懿宗，奏言中有：“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16]可知时人日常往来福建与广州之间主要走海路，而陈磻石所提建议被采纳，“陈磻石上书，请造千斛大船，自福建运米，泛海一月至广州，军食遂足。从之”^[17]，说明了至少在晚唐时期，福建经广州进入广西北部湾的海路航线依旧存在，且具备大型船只的通航条件。而南宋初期从福建泉州启航，在广东阳江海域遇险的“南海一号”沉船，遗留了18万余件精美文物，为世人了解彼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直接证明了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经两广地区至东南亚海上贸易航线的延续。这些都说明了此航线在历史上多个时期发挥着作用。

合浦晚姑娘窑青瓷碗残片（左）、洲尾遗址出土的青瓷碗残片（右上）与越南出土的青瓷碗（右下）（图片来源：《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洲尾遗址出土的浙江瓷器

（二）洲尾经合浦至广西内陆及周边地区往返线

广西河流纵横，内部各地之间基本可以通过自然水道沟通，而外部既有天然的牂牁江水道可通今贵州、四川、重庆等地，也有人工水道，如沟通湘、漓水系的灵渠，打通了今广西与中原地区的内河水路，“使长江上的船只可以经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而抵达番禺，或溯浔江西行而抵布山、临尘，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18]，可谓四通八达。

在洲尾遗址出土有藤县中和窑青瓷，在防城港沿海多处海湾、码头也零散分布有浦北小江窑瓷器残件，这些瓷器时代不同、产地各异，但都应是通过北流江、南流江等水系经合浦进入沿海地区。它们的出现，说明了广西内陆地区销往海外的瓷器路经防城港的事实，尤其是藤县中和窑青瓷在洲尾遗址的出现，说明了洲尾遗址与包括藤县在内的广西内陆地区存在着贸易航线。而《岭外代答》有关钦州博易场的记载“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描述了四川富商从蜀地运锦到北部湾沿海进行贸易，并采购越南香料等货物返回的情况。这样动辄“数千缗”的大宗交易，其货物的运输必然依赖于水路，可推断有一条连接防城港与西南内陆地区的商贸线路存在。

（三）洲尾经潭蓬运河至越南往返线

在北宋王朝开放廉州、如洪寨等沿海互市贸易点之后，越南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遣使来朝，表求甲胄具装，诏从其请。又求互市于邕州……”^[19]越南关于开放邕州互市的请求虽被拒绝，但由此可见北宋时期越南对于广西边境互市贸易的强烈需求。《岭外代答》中“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的记载，一方面形象地展现了彼时越南对于广西北部湾沿海贸易的依赖与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防城港至越南的近海航线的持续繁华。而洲尾遗址出土的大量越南陶瓷器，是越南参与洲尾贸易场活动，以及洲尾、越南之间贸易航线存在的直接证据。此外，沟通了洲尾贸易场与越南来往航线的潭蓬运河，近年出土出水了包括两广地区青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等在内的较为丰富的中国多个地区不同时代的瓷器，以及越南青瓷、青花瓷、平底直腹陶钵、陶罐等。经观察，这些陶瓷器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均为中越两国的典型外销瓷；其二，均能在洲尾遗址找到相似对应物。潭蓬运河河道中的这些遗存，一方面反映了彼时这些货物通过运河往来，证明了洲尾贸易场与越南之间的航线途经潭蓬运河；另一方面体现了潭蓬运河的商贸用途，进一步印证其与洲尾贸易场等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关联性。更为重要的是，中越不同时代贸易瓷器在潭蓬运河的“会合”，证实了洲尾与越南之间商贸航线的存在。

潭蓬运河出土的陶罐（左）与越南海阳省博物馆展出的陶罐（右）

潭蓬运河出土的瓷器残片（左）与越南海阳省博物馆展出的美社窑产品（右）

潭蓬运河出土瓷器（左上、左下、右上）与越南朱豆窑约于15世纪烧制的产品（右下，图片来源：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京城研究所编写出版的《越南古京城》）(www.daowen.com)

（四）洲尾经防城江至十万大山及周边地区往返线

在古代，包括十万大山及周边地区在内的广西内陆地区多食用海盐，其中很大部分为北部湾所产。以防城港市下辖的地处十万大山北麓的上思县为例，据清代《上思州志》记载，“上思向食廉盐，道近、价轻、民称便也”^[20]，这里的“廉盐”即钦州、北海、防城港地区所产的海盐，“向食”则表现了上思人民吃海盐的悠久历史。北部湾海盐运抵上思的运输线路，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较有可能是隋代大将刘方讨伐林邑时沿马援故道重开的钦州经上思入越南的陆路通道，这条被称作“刘方道”的行军线路至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瀼州”^[21]，修复了钦州经瀼州（今上思县）到越南的道路，这使得北部湾海盐具备了从钦州运抵上思的交通条件。然而，该线路为陆路，不便于粗重货物的运输。

比较而言，防城港境内朔防城江而上至扶隆，再转陆路翻越十万大山至上思的线路更为便捷和优越。从理论上讲，此条线路虽只有半程水路，但比全程陆路运输更为便利和低成本，且线路更直、行程更短。此外，防城江入海口距离洲尾贸易场仅有数公里之距，邻近商品贸易场地，这解决了货物来源问题。从遗迹来看，目前有许多证据指向该条贸易线路的存在：其一，宋代在防城江入海口附近设置有咄步寨；其二，近年防城港市博物馆在对防城江的大菉镇、扶隆镇等河段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多处古代码头、渡口、庙宇、商道等遗迹；其三，防城江流经的大菉镇六茂至甲江段河道（岸）出土出水的陶瓷器较为丰富，涉及时代从南朝至清代民国时期，其中唐代两广青瓷碗、罐与洲尾遗址的常见出土器物相似，且占据出土物品比例较大，说明了洲尾贸易场商品的辐射，以及此条水路商贸航线至迟于唐代就已形成；其四，防城江上游的扶隆镇有穿越十万大山至上思的古商道遗址。通过走访调查得知，在清代、民国时期，这是一条商旅挑夫往来频繁的热闹商道，商人们从防城贩运海盐、咸鱼等海产品至上思，又从上思贩运大米、山货到防城，“在民国时期此条商道每年农历九月份最为繁忙，此时每天来往商旅挑夫不低于1000人”^[22]。《防城县志》也有相关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防城县的盐田比较分散，尽管当时盐政管理甚严，建立有庞大的武装盐警队，设立重重查缉关卡，但穷苦的盐民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偷运私盐到上思等山地一带出售。”^[23]古商道由此也被称为“古盐道”。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条商道仍被运用。虽目前难以确定这条古商道的起始时间，但上文载有“上思向食廉盐”的《上思州志》成书于康熙年间，说明在清代以前海盐已输入十万大山的上思等地。这与此前提到的至迟始于唐代的防城江水路商贸线可能在时间、空间上实现衔接，形成防城港沿海地区通往十万大山及周边地区的水陆一体的便捷商贸线路。

因此，笔者认为，要从北部湾沿海运输海盐至上思等十万大山内陆地区，由防城江水路转十万大山陆路商道是更为便捷的商贸线。最新考古调查资料显示，此条商贸线上的交易商品除海盐外，至少还有陶瓷器及大米、山货等。这条商贸线路的存在，说明了唐宋时期北部湾沿海口岸迅速兴起的同时，周边内陆地区的经济社会也得到了快步发展，陆海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不断加大。

洲尾贸易场贸易线路示意图

防城江六茂段河道出土的部分瓷器

防城江六茂段河道出土的六系罐

防城江六茂段河道出土的碇石

防城江大菉镇刻立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同仁渡”碑

防城江六茂段河道出土的洲尾遗址常见的刮釉泥片垫烧青瓷碗

防城江甲江段河道出土的青瓷碗残片

防城江甲江段河道出土的青瓷碗

穿越十万大山的古商道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