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坳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沙潭江街道办沙港社区（原公车镇沙港村），与洲尾遗址、皇帝沟运河同处在企沙半岛之上。此遗址之所以得名“皇城坳”，或与杨彦迪（杨二、杨义）的传说有关。民间盛传明末清初杨彦迪曾在沙港村附近扎营驻军开展反清活动，自立为王之后建“王城”。正如上文所述，因地方方言发音中“王”“皇”同音，所修之“王城”也被称作“皇城”，皇城坳因此得名。多年来，周边群众在此区域开展生产劳作，不时发现残砖碎瓦及陶瓷器物残件等，还捡到过铜镜以及陶罐、瓷碗的完整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后，该遗址于2012年被公布为文物保护点。近年，随着出土物品的增多，皇城坳遗址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地方历史文化遗存中的一个热点关注对象。

为了回应社会关注，弄清遗址的时代、性质等问题，2016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皇城坳遗址核心区的城顶岭进行了试掘，并在周边开展了考古调查。试掘面积412平方米，出土了包括罐、盆、钵、盏等器形陶器和碗、碟、盏等器形瓷器在内的一批陶瓷残件，以及大量的砖、瓦等建筑构件，发现墙基、柱洞、排水沟等建筑遗迹。

根据出土文物和调查情况，调查组得出初步结论：“城顶岭遗址表土层以下地层和遗迹单位出土的瓷器，年代为南宋，根据考古学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判断，城址年代属于南宋……各遗址表土还发现青花瓷等晚期遗物，表明南宋之后仍有人在此活动。城顶岭遗址发现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以及瓦当、吻兽、佛塔等屋顶饰件，具有一定的等级规格，应属于官方机构。”^[39]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原因如下：其一，遗址出土了较为丰富且具有鲜明南宋特征的陶瓷器等文物，有着重要的断代物证支撑；其二，考古调查结果虽推翻了此前县志和民间关于皇城坳遗址时代、性质等的原有认识，但不同时代物品的出现，说明南宋以后此遗址还有人群活动，也就是说，皇城坳遗址属于南宋遗址的界定并不排除之后其他人类在此地活动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县志和民间关于杨彦迪建“皇城”之说——很可能该地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变更，在杨彦迪之前另有他名，但杨彦迪到达此区域活动后，催生了现名并沿用至今；其三，皇城坳遗址属于南宋遗址、官方机构建筑遗址的断代和认定，与毗邻的洲尾遗址遗存及古籍文献中关于博易场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首先，皇城坳遗址与洲尾遗址时代相近，出土文物有较高关联度，且可通过皇帝沟运河连通，两者之间显然关系密切；其次，从《岭外代答》关于钦州博易场“官为之秤香交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40]的记载可知官方机构对于博易场进行征税、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博易场有专门的官方管理机构存在，而皇城坳遗址具有官方机构特征的建筑元素与之印证，或可推测其为洲尾贸易场的管理机构。也许有人会问，皇城坳与洲尾之间有一段距离，洲尾贸易场的管理机构为何不设在洲尾？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作为贸易场管理机构的官署不与“末流”的“商”杂处是可能的。而在坚守等级制度与便利管理的平衡中，在贸易场邻近地区另择一地作为管理机构所在——比如今之皇城坳，也是合理的。

皇城坳遗址的城墙（红线）、高台（蓝线）位置示意图（图片源自《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可以说，近年皇城坳遗址的考古调查新发现，不仅解决了该遗址的时代、性质等基本问题，逐步揭开了其原本真实面貌，更为重要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其或与洲尾遗址一起共同构成了贸易场设施体系。皇城坳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洲尾遗址作为贸易场的证据资料，起到了有力支撑和重要补充的作用。

基于丰富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外销陶瓷器、古钱币等贸易相关物品的大量涌现，以及港口、建筑等遗迹的出现，结合唐宋时期广西沿海口岸兴起，北部湾地区多个贸易场先后出现及潭蓬运河、皇帝沟运河、西坑运河等共同组成的唐代北部湾运河体系使得北部湾海域航行条件极大改善等时代背景和历史事实，考虑到皇城坳遗址、皇帝沟运河、洲尾遗址等的考古发现和关联互证，来自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大学、福建博物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于2019年12月对洲尾遗址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品鉴出土文物后，得出结论：新发现的洲尾遗址是一个重要港口和贸易点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段的重要见证和珍贵遗存，其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各方因素考虑，笔者认为，洲尾遗址具备古代贸易场的相关条件，且证据确凿，与如洪寨、钦州博易场等相似，是唐宋以后广西北部湾沿海诸多贸易场的重要成员。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部分瓷器（图片源自《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部分瓷器（图片源自《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部分陶器（图片源自《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部分陶器（图片源自《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部分陶器（图片源自《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注释】

[1]何守强：《潭蓬运河研究》，漓江出版社，2019，第131—135页。

[2]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73页。

[3]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37页。

[4]廖建夏：《广西历代交通与通道商贸史略》，《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1期，第25页。

[5]廖建夏：《广西历代交通与通道商贸史略》，《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1期，第24页。

[6]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8卷第2期，第141页。

[7]廖国一、曾作健：《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第42页。

[8]郑学檬：《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5页。

[9]廖建夏：《广西历代交通与通道商贸史略》，《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1期，第25页。

[10]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53页。

[11]曾公亮等撰、郑诚整理：《武经总要前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1273—1274页。

[12]廖幼华：《唐宋时期廉钦交三州沿海交通与砦镇》，载《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第355—356页。

[13]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0页。

[14]脱脱等：《宋史》卷二百六十八，中华书局，1977，第9222—9223页。(www.daowen.com)

[15]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77，第14065页。

[16]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77，第4564页。

[17]廖寅：《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8页。

[18]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第3488页。

[19]廖幼华：《唐宋时期廉钦交三州沿海交通与砦镇》，载《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第350页。

[20]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53页。

[21]廖幼华：《唐宋时期廉钦交三州沿海交通与砦镇》，载《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第351页。

[22]曾公亮等撰、郑诚整理：《武经总要前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1275页。

[23]林希元：《钦州志》，上海古籍书店，1961，第384页。

[24]廖幼华：《唐宋时期廉钦交三州沿海交通与砦镇》，载《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第351页。

[25]廖幼华：《唐宋时期廉钦交三州沿海交通与砦镇》，载《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第360页。

[26]廖幼华：《唐宋时期廉钦交三州沿海交通与砦镇》，载《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第350—351页。

[27]廖寅：《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8页。

[28]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77，第4564页。

[29]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196—197页。

[30]何守强：《潭蓬运河石刻新考》，载《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11页。

[31]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358—359页。

[32]何守强：《潭蓬运河研究》，漓江出版社，2019，第109页。

[33]何守强：《潭蓬运河研究》，漓江出版社，2019，第113页。

[34]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大事记》第3页。

[35]运河长1.3公里的数据参照钦州市博物馆《2019年钦州市西坑古运河考古调查和试掘完工报告》（内部资料），但该报告中关于河道宽度的测量数据用的是河面宽度也就是最大水面宽度的计算法，而笔者本书所采用的是河道两壁之间距离的计算法，因而，河道宽10~12米的数据参照的是熊昭明、韦莉果著的《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出版）一书。

[36]钦州市博物馆：《2019年钦州市西坑古运河考古调查和试掘完工报告》（内部资料），第8—9页。

[37]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37页。

[38]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110页。

[39]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内部资料），第5—6页。

[40]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