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一代的主要通货的铜钱，到南宋时，已经日益减少了。其所以减少，大约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一是南宋铜、铁钱的铸造量日益减少。在第二编铸钱一章中，曾经指出南宋钱监规模缩小，铸钱原料铜为北宋的百分之四、铁为百分之一四、铅为百分之六，而锡仅为百分之三。在此情况下，虔、饶两个最大钱监年铸仅八万缗，以后虽有所增加，不过十四万缗、二十二万缗。加上铁钱的铸造，最高不过三四十万缗，铜、铁钱铸造既如此之少，市场上流通量的减少也是势所必至的了。

二是“铜钱日耗，销毁莫戢”^[77]，大量地转化为铜器。前章亦曾提到，由于制造铜器利大，“破铜为器者众”^[78]。“鼓铸器用，供给四方，计一两所费不过数十钱，器成之日，即市百金”^[79]；“且以铜钱一百文足率，变造器物十两，卖钱仅一贯，获利至厚”^[80]。因此，诱使更多的人销熔铜钱，“一岁所得，计其销毁，无虑数十万缗”^[81]。这一厚利也诱使某些官僚士大夫参加到销毁铜钱的队伍中。

盗铸私钱，是促使南宋铜钱减少的再一个原因。自从北宋末年蔡京集团用减少含铜量的办法铸造当十钱，恶果之一是引起了严重的私铸。私铸极为粗恶，“大江之西及湖广间多毁钱夹以沙泥重铸，谓之沙毛钱”^[82]。为逃避金兵的追击，宋哲宗废后孟氏渡江向赣南一带狂窜，卫士们所得到的就是这类沙毛钱，“市买不售，与百姓交斗。”^[83]绍兴年间铸钱既在重量上和含铜量上都减轻减少，盗铸者就更加起劲地铸造劣币：“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得钱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84]这种劣币给市场以极大的冲击，优质的铜钱被劣币排斥于流通领域之外了。

铜钱的滚滚外流，更是南宋铜钱日益减少的重要因素。北宋时流入契丹辽国境内者甚多，南宋时铜钱流入女真金国统治下的北中国为数尤巨。李弥逊于绍兴七年（1137年）所上的一道札子中指出：“比来郡邑所输，悉入诸军，而军中非积钱之地，往往变易轻赍，以便携挈……访问多是自淮南转入伪境，以资敌国之用。”^[85]当时女真金国统治集团由于北中国铜钱极为短缺，难以适应经济恢复的需要，因而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宋的铜钱^[86]。宋孝宗乾道九年知扬州王之奇奏言上指出：“闻泗州榷场广将北绢低价易银，客人以原（厚？）利，多于江浙州军贩银，从建康府界东阳过渡至真州，取小路径至盱眙军过河博易，致镇江府街市铺户茶盐客人缺银请纳盐钞茶引等”^[87]。本来到绍兴末年，“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88]，铜钱北流已够严重的了，而乾道年间银也继铜钱之后流向北中国了。铜钱流向海南诸国的，为数尤多，前章海外贸易中已经说过了。

上述铜钱“或聚为铜器，或边鄙渗漏，或藏于富室”^[89]，南宋初年一些地方市场严重缺乏钱币流通，造成了所谓的“钱荒”。荆湖南北就是钱荒的所在。绍兴十一年臣僚们奏言中指出：“荆湖之南，即今每斗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今之钱荒之弊，无甚于湖南。……谷虽多，市者少，则钱日益荒而民日益困矣。”^[90]不仅荆湖南路如此，“湖北广西比来钱荒”^[91]，在湖北甚至行途上终日见不到一文钱。

在铜钱日益减少，钱荒在各地方市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南宋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通货问题呢？

针对铜钱的蓄藏和销熔为铜器，南宋绍兴庆元年间实行了两次禁铜，在铸钱一章中已经作了说明。这种做法徒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和骚乱，收到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因而试图从这条路解决通货问题则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南宋政府还严禁铜钱的外流。严海道之防、定两淮之禁就是南宋政府制止铜钱外流的重要措施^[92]。所谓严海道之防，首先禁止一般商船去山东半岛女真统治地区进行贸易，泛海去山东者行军法^[93]。其次，还规定了“官私铜钱不得辄入海船”，“如捕获犯人，与重置典宪”^[94]。再次，“铜钱之禁，入海五里，尽没其资”^[95]，自海道去北界的甚至连田舍也在没收之列。在两淮，宋代的禁令更多，“朝廷每下边郡措置”的重大事情，就有“严禁铜钱过界”^[96]。对商人要严禁，对出使金国、押送岁币的使臣和士兵也都搜检，甚至对于透漏铜钱的官户，不许“引用荫赎”，“依无荫人断遣”^[97]。禁令虽然这样多和这样严厉，但“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98]！南宋试图用禁止铜钱外流的办法，以和缓钱荒的问题，也碰了壁。

南宋政府既不能从根本上采用正确的政策解决铜产量的问题，又不能禁止铜钱的销熔、私铸和外流，在此困窘无赖的情势之下，就只有采取纸币的办法来解决通货的问题。于是前此行于川峡一隅之地的交子，顺流而东，席卷东南半壁，成为南宋统治地区普遍行使的一种通货了。

首先应当说明，交子之向东南地区发展，有其适应东南地区交换、贸易客观要求的重要方面。早在东南地区行使会子以前，当地已经出现了便钱会子，“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99]。这种便钱会子出现于绍兴初年，所谓“在城寄付充（当作“兑”）便钱会子”^[100]。一些山僻小郡如徽州，“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101]。因此，卫泾在论及南宋楮币之渊源所自时指出，东南楮币“虽行于乾道而使胚胎于绍兴之初”，“其后绍兴末年，因军兴复置交子务，体仿民间寄附会子，印造官会”^[102]。从这些记载来看，民间流行的便钱会子，主要地具有汇兑、支付的作用，比唐宋官府实行的飞钱、便钱要前进了一步，向纸币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东南诸路推广交子，是有其适应客观需要的一面的。而且在绍兴五年（1135年）王彦安抚荆南府之日，已经“仿川钱引法造交子”^[103]，行使于所辖地区，为东南广泛使用纸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前引卫泾所称，东南交子之实行，“实胚胎于绍兴之初”，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早在绍兴六年，建康府都督在府主管财用张澄，即曾要求“依四川法造交子，与现缗并行”^[104]。南宋政府正值财政拮据不堪之时，经张澄这么一提，便在临安府成立交子务，开始“印造和籴本钱交子”，计一百五十万贯，行使于两浙江东西。然而，由于它没有“桩拨此钱”的准备金^[105]，引起士大夫们的议论纷纷。李纲指出，四川交子“常预备本钱百万贯，用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均一，流通无阻”，因此他认为，“近年不桩钱本，其法已弊，况欲行之他路哉！”^[106]反对没有准备金而发行交子。谏官赵需时认为，交子有五弊，“积日累月，物重财轻，缗钱藏于私家，官库愈见匮乏”^[107]，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交子发行之后，铜钱将从流通领域中被驱逐出去，对豪强大姓有利，对国家不利。翰林学士胡交修则以蔡京集团推行大钱所造成的“奸民盗铸，死徙相属”这一后果为戒，指出：“今之交子，较之大钱，无铜炭之费，无鼓铸镌磨锻炼之劳。一夫挟纸札，坐空舍中，日作数十百纸，鬼神莫能窥焉。偏州下邑，真赝莫辨，售之不疑，转手相付，旋以为券，抵触宪纲，破家坏产，以偿告捕，祸及无辜，势必至此。岁月之□，公私之钱，尽归藏镪之家。商贾不行，市井萧条，细民艰食，必无束手待尽之理，比及悔悟，恐无及矣！”^[108]所有上述议论，都集中到没有“桩管本钱”即准备金去印行交子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于是，南宋政府建立交子务的打算便搁浅了。可是，到了绍兴末年，随着上述几个问题的继续发展，南宋政府铜钱愈加短缺，花上两千四五百文的本钱才能铸造铜钱一千，从而成为南宋的重负。（南宋晚年，尤为严重，据包恢《敝帚略稿》《禁铜钱申省状》所载：“今冶司一年所铸不过一十五万贯，而费近二十文之本，方成得一文之利”，铸钱耗费工本如此之大，成为政府的重负），交子务的建立，纸币的印行，便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东南之有会子，始于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杭州府事任上^[109]。他将由杭州豪富所操持便钱会子的权力，夺归南宋政府；并将印行的会子，许在临安府内“与铜钱并行”^[110]，从而开始了东南地区的使用纸币。至翌年二月，这种仅行使于临安府城的会子被推广于东南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即东南会子与铜钱一样地被作为“上供军需”而加以征收；“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会子币面值分为一千文、两千文和三千文三种；造会子的楮纸，开始由徽州供应，后改由成都，继因成都路远难致^[111]，改在杭州附近赤山湖滨设立公纸局，“造纸工徒无定额，今在者一千二百人”^[112]；会子务的工匠也达二百四人^[113]；还拨左藏库钱十万缗作为会子的准备金^[114]。为使会子顺利流通，严禁伪造，绍兴三十二年制定了“伪造会子”的惩处条例：“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偿，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名目者听”。东南会子从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了二千八百余万道，而在乾道二年十一月十日前，共支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府中循环流通者外，流入社会上的会子有九百八十万道^[115]。

东南会子发行之后，到宋孝宗时又加以调整，先后又在各个地区发行了地区性的会子，供当地流通，其中是：

（一）川引□交子在蔡京集团当权期间改为钱引，南宋继续了这个名称，因而称之为川引。南宋初从张浚帅蜀、赵开主持蜀川财政，即以川引作为“以供籴本，以供军需”之用，印数与日俱增，到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到宋孝宗淳熙五年增至四千五百余万贯，以至三界并用^[116]。

（二）关外银会子　这是以银为本位的纸币，绍兴七年川陕安抚副使吴玠创行于河池，仅在军中行使，鱼关以及岷凤六州为该军驻地，流行于六州，“岁一易，其钱隶军中”。此后隶属于四川总计所，并在绍兴十七年在大安军印造，二年一易。乾道四年又行使于文州。共印六十一万余纸，折川银钱十五万缗^[117]。银会子数量虽少，行使地区虽限于关外一隅，但在货币史上则占有一席地位。

（三）铁钱会子　隆兴元年创始，行于兴元府、金、洋等州，币值为一百、二百和三百三种，“迄今每二年印给二百四万缗，共折川引四十万缗”^[118]。

以上关外银会子和铁钱会子两种，可以说是对川引的补充或补助，前者适应驻军的需要，后者则在社会上流通。(www.daowen.com)

（四）淮交　乾道二年印行，币面值为二百、三百、五百和一贯文四种，总计三百万缗，只行使于两淮州县，故谓之淮交。以前行使的旧会子可以兑换，凡入纳买卖一律使用见钱和交子各半，在镇江府和建康府两榷货务贮存淮交和东南会子各二十万贯，以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兑换循环使用”。因两淮与金国统治地区千里边面相接，宋政府为制止铜钱的北流，先改用铁钱和会子，既又改会子为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由于“铁钱已散，铜钱已收”，只好允许会子和淮交并用，会子也可以渡江到两淮行使。

（五）湖会　隆兴元年，湖广饷臣提出印行五百和一贯两种币值的会子，叫做“直便会子”，以便支付襄阳、郢、复等地大军的军饷；一面“堆垛见钱”作为钱本，一面“又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及印造之权既专，则印造之数日增”。由于湖会仅能在本路行使，而江陵、鄂州为“荆南水路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动不便”。如每年商客贩买官盐，动辄数百缗，行在会子可以镇江、建康两榷货务算买茶引，而湖北会子无货可得，于是朝廷乃再印会子二百万贯。以便收换旧会。虽然湖会运行流动不便，但因襄阳一带也都使用铁钱，与东南地区相接，所以湖会继续流布下去^[119]。

从东南会子、淮交、湖会等纸币和铁钱流通的整个布局来看，南宋统治集团为保护铜钱不向北流是费尽了心机的。南宋政府不但设有禁铜之令，而且沿边和江南西路也都使用铁钱，从行政命令到经济方法，双管齐下，借以窒息铜钱的流通，以便使铜钱禁锢在南宋统治的腹心地区，并进而贮存在皇家的帑藏之中。南宋统治集团的这番用心，被女真贵族当权者集团看得一清二楚。当金国铁钱破损、人们建议提出以铜钱补偿之时，参知政事胥持国以为不可，他指出：“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120]所以宋在沿边使用铁钱之时，金也在沿边使用铁钱；而当宋在沿边使用淮交、湖会之时，女真统治集团则在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121]双方针锋相对，展开了争夺铜币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如乔幼梅同志《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女真统治集团采取了一些适应货币流通规律的政策和措施，因而取得了胜利；南宋政府采取了一些违悖货币流通规律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堤防，但终于被铜钱的巨流冲垮，滚滚而北，从而使南宋在遭到惨重失败的同时，商品交换也受到了不小的阻碍。在荆湖北路，由于行使铁钱继行楮币的结果，“江陵旧使铜镪，钱重楮轻，民持貲入市，有终日不得一钱者”^[122]，使这个地区贸易极感困难。在两淮，南宋政府的货币政策影响更坏。开始使用铁钱以限制铜钱的北流后，如陈造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用铜防外溢，用铁乃奇画”；“持货贸官券，舍此莫食衣。钱货天下用，铁乃限南北。坐令两淮民，块处断贸易。计铁取券直，十才取六七。朝贤爱淮民，此困盍矜恤！”^[123]由于私铸铁钱者众，又不得不下铁钱私铸之禁，结果是：“淮民穷到骨，忍官椎其饥？不知铁钱禁，作俑者为谁？行商断来路，清野多流离。”^[124]铜钱不但没有禁止住，而两淮等路却由于铁钱私铸之盛，使市场陷于混乱。叶适曾经指出，铁钱之禁，“百姓惩创，买卖交阕，文文拣择，或将官钱指为私钱，不肯收受，……民旅持钱买物，一贯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谷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铜钱过江北，既有铁钱已易之矣，铁钱过江南亦必有铜钱易之可也”；可是，南宋政府只“为铜钱地而不为铁钱地”，结果“江北自行铁钱之后，金银官会无不高贵，富商大贾钱本隔碍”，不仅给货币流通造成困难，同时还有金银官会提价。因此，叶适提出“开民间行使之路”和“审朝廷称提之政”，解决行使铁钱而出现的这些问题^[125]。采取纸币政策，同样解决不了铜钱的北流，相反地却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带来许多烦难：“貲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126]。马端临对南宋地区性的纸币的评论尤为中肯，他说：

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代数千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127]

贸易交换中遇到重重障碍，其中之一则是地区性纸币造成的。

南宋政府之所以推行纸币，一个极其错误的想法是，打算通过这个做法去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这从绍兴六年张澄建议设置交子务，准备“印造和籴本钱交子”这一事实，便可清清楚楚地看得出来。“一爪落网，全身被缚。”这个错误想法一旦付诸了实践、变成了现实，南宋君臣们便日益堕入纸币的深渊之中，蒙受了没顶之灾。

东南会子、淮交创行于绍兴末乾道初，宋孝宗亲自参预了这件大事。就宋孝宗其人而论，他还是力图振作，以扭转南宋偏安的局面。因此对许多问题都是慎重将事的。对纸币的印行，同样采取了这个态度。他曾向臣僚们表示：“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128]所以对纸币的发行，是有其一定的限度和节制的。如前所说，绍兴三十年到乾道二年流行于社会上的会子总计九百八十万道，数量不算大。乾道三年，宋孝宗又“念其弗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焚弃之”^[129]。淳熙年间，楮币发行的币值共为二千四百万贯，宋孝宗又令宰相叶衡用钱兑换，还曾指出；“会子少则重，多则轻。”^[130]经过现钱收兑，楮币在淳熙年间一贯仍可兑换七百五十文，大体上算是稳定的。可是自庆元以后，特别是由于开禧用兵，韩侂胄之流妄图从对金战争中捞取某些政治资本，大量发行纸币作为军事费用，自此以后，楮币就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于东南各地。试看下表楮币发行的状况：^[131]

续表

据卫泾、张端义的记载，楮币开始印行时，是三百万贯，稍后即增至六百万、七百万贯^[132]。如果以三百万贯为基数，增长指数还要大得多。即使以一千万贯为基数，自此以后其增长指数从二〇〇即扶摇而上，到宋理宗淳祐六年达六五〇〇，亦即猛增了六十五倍，为数六亿五千万贯！

楮币自从在东南地区发行以来，一直成为朝廷上下纷纷议论的重大课题。君臣们面对着楮币的不断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楮币的一再贬值，忧心忡忡，不得安宁！在楮币开始增加印行量的时候，宋孝宗就曾说过：“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民间甚贵重楮，不可使散出过多”；“恐二三年后壅并，必不通快！”^[133]随着楮币的日增和贬值，士大夫呶呶议论，惶惶不安。真德秀指出：“朝廷以楮币过多，折阅日甚”。^[134]王迈则说：“〔楮币〕沿流至于今日，数，日以夥，用，日以轻，变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滞，令之欲以信而听者终疑！”^[135]徐鹿卿说：“夫楮之所以轻者，以其多也”，“必欲以一换一（指以一新币换一旧币）”，“则猥多之数略无减损，不过易旧为新，改换界分而已！”^[136]杜范指出：“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只欲压以威力，而强贵重之”，“则人惟有惧罪而不敢用，则楮为弃物矣”；“欲增重会价，必使省印增，然后可免折阅”^[137]。东南会子因出笼过多而日益“折阅”，四川的交引也同样是如此。自宝祐二年（1254年）川引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将以重楮”，而“蜀楮之弊极矣！”^[138]

事实确如南宋朝野上下所议论的那样，楮币量与楮币值之间的变化是以反比例进行着的，即：楮币发行的数量越向上发展，楮币的币值就越向下跌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这样的。楮币币值的跌落情况，可以从下表中看得出来：

（续表）

从上面举述的不够完备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南宋楮币由于发行量的一再激增而引起的币值的不断下降跌落。如果以初印行时币值为一〇〇，则以后从九〇、八〇、七〇下跌至六〇、五〇，又自此下降为三一、二六、二〇、一九·五、一三·四。咸淳四年，南宋政府还妄想使十八界会子每贯维持二百五十七夕足^[139]，但是政府的威信扫地无余，根本无法办到了。因而南宋末年的二十贯楮币相当于宋孝宗时的一贯^[140]，跌至百分之五至五·三二，楮币贬值达到这样严重的地步。

正因为楮币之日益贬值，在人们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所谓“楮币轻如毛”^[141]，“楮贱如粪土，而造未已”^[142]，“以一易二，民始疑楮，三界并行，民始贱楮；通国无策，而亡形具于斯时矣！”^[143]“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144]“朝廷给会子数多，至是折阅日甚，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有终日不获一钱一物者。”^[145]“远近之人，赍持旧券，徬徨四顾，无所用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146]“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于通衢者。”^[147]“闽中自更币后”，“编民贸易小不如法，辄坐黥隶没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去不速也。”^[148]楮币是这样的轻贱，完全丧失了通货的职能了。

正当楮币猛增、楮值狂跌、封建士大夫们异口同声地叫喊“称提无策”，无法稳定币值和物价的情况下，贾似道却又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纸币的变更。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让“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黑印，宛然一贾字也。”^[149]利用宋理宗之死和宋度宗继位的空隙，贾似道竟矫诏废除旧会，以便金银现钱关子的早日出笼。可是这个“贾”记关子一出笼，事情就更加不妙了。“诸行百市，物价涌贵”^[150]，“关子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151]到了这个时候，“十八界二百不足贸一草履”^[152]！“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支”，^[153]这两句话，把南宋末年内政边防上两大要害问题，给以钩勒、揭示得极其清楚，从而使人们了解到南宋政府的纸币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