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各地区之间盐的生产制作是不尽相同的，因而盐业内部所结成的经济关系也就有所不同。在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盐业生产的地区，封建国家与生产者之间结成了劳役制的关系；在封建国家仅监督盐的生产、而由亭户以及备丁、小火经营生产的地区，封建国家与亭户以及备丁、小火之间结成了盐税的关系；而在盐井属于私家所有的条件下，生产者与盐井主之间结成了货币关系。这就是宋代盐业内部结成的三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下面将分别加以说明。

先说在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盐的生产过程中，封建国家与生产者之间结成的劳役制关系。

陕西解盐生产，是由封建国家所设机构直接进行的。解县、安邑两座盐池直隶于陕西转运使，“籍〔解〕州及旁州民以给役，谓之畦夫。”^[33]亦即在河中府、庆成军、陕、虢、解州二十余县“差人户充”^[34]；所差畦户共三百八十户，“户岁出夫二人”（《长编》作一人，误），亦即七百六十人，承担了解盐的全部生产。所谓“差充”，在宋代都具有强迫应役的性质，前述农业、矿冶业等生产部门都广泛地存在，因而作为应役的畦户，是被迫而来的，在应役期间也是无人身自由的，它同封建国家之间所结成的这种关系是劳役制关系。

各地民户被籍为畦户之后，即离开本土、迁居在盐池附近。他们住在矮小的“庵”子里，这种“庵”子大约是前史上所称的“蜗牛庐”之类的茅草房，按照官府规定种盐：“安邑池每户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35]“席”是解盐的计量单位，有大小之分，大席220斤，小席116.5斤。所谓种盐一千席云云，就是每畦户向国家每年上缴116,500斤盐，如折合为石共2330石（五十斤一石）。畦户每年上缴这么多的盐，而封建国家给以畦户的，除“复其家”免除其他劳役外，“岁给户钱四万，日给夫米二升”^[36]。按“日给夫米二升”，亦即月给米六斗，年共七石二斗，每户二夫为十四石四斗。把这些米按每石三百五十文的价格折合，共折五千四十文。加上所给四万，每户共为四万五千四十文。这就是说，封建国家给畦户仅四万五千四十文，而从畦户那里攫得的盐达十一万六千五百斤，是封建国家用一文钱即可攫占畦户的二点六斤盐，劳役制压榨的残酷性就从这里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封建国家还采用劳役制强迫民户运输解盐，“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帖头，水陆漕运”^[37]。因而解盐的厚利是由应役的畦户和帖头的血汗凝聚而成，又为封建国家所攫占！

畦户在劳役制的重压下，“官司旁缘侵剥”^[38]，以至“积年逐户陪备，钱物浩瀚，多致破荡家产”^[39]。劳役制日益成为解盐生产发展的一个障碍。还在天圣四年（1026年），除解州畦户外，河中府、庆成军等地畦户，“令三年一替，愿充役者听”^[40]，开始对这种应役制度有所变更。嘉祐四年（1059年），范祥再次主持解盐，亦“权减差役”，进一步缩小了劳役制。虽然如此，依然不能稍纾畦户的困窘，因而嘉祐六年又改为“三年一代”，将畦户的应役年限普遍地缩为三年。暨薛向主管解盐之日，又将“岁调畦夫数千”，“奏损其数”^[41]，从减少应役人数方面缩小劳役制。此外，“以积盐特多，特罢种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又减畦夫之半，以庸夫代之”^[42]。在解盐生产中，劳役制是逐步削弱的。

在川峡诸路官盐井生产中，也存在这种劳役制。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八月诏：“富义（似当作“顺”）监盐匠月粮三分中一分杂子，自今并支粳米，冬衣外仍赐春衣，盐夫所差百姓，自今悉罢，以本城官健代之，仍月给缗（钱）”^[43]。这道诏令是否全部兑现，则很难说，从景德三年（1006年）十一月诏书中“增陵井盐工役人月给钱米”来看^[44]，官盐井依然是使用役人的。

在两浙路的海盐生产中，还役有军士，所谓“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45]。如台州杜渎盐场，在宋徽宗崇宁以前即有“盐军八十人”煮海为盐。由于盐军“课额不足”，提举官“请汰盐军”^[46]，岁额完全由亭户承担。军士煮海大约延续到南宋中期，这也是劳役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在两浙、淮东的海盐生产中，主要地是由亭户担当的。亭户，据余靖的考释，盐场在古代称之为“直”，后代才称为“场”，所以“今尚呼为亭灶直户”^[47]。如前所说，亭户煮海，既需要犁咸土以淋卤，又需要烧柴以煮煎，所以要占有一块土地，以及犁、牛等工具，还需要运输柴草和盐卤的车辆。封建国家将上述成套的生产工具贷给亭户，但借贷则有不少的附加条件。宋仁宗天圣元年六月，三司盐铁判官俞献卿在其奏言中提到了这些附加条件：

诸处盐场亭户实无牛具者，许令买置，召三人已上作保赴都盐仓监官处印验，收入簿帐，给与为主，依例克（尅）纳盐货，不得耕犁私田，借赁与人。^[48]

这道奏言无非是只准许煮波熬盐，不许亭户再兼事农耕。事实证明，不少亭户依然兼事农业生产。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郑侨奏言中称：

淮东盐场人户各有官给煎柴地，不许耕种，年岁既久，亭户私自开垦，自淳熙四年以来，按其所耕之地，履亩而税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价钱，悉归公库，岁约可得二万缗。缘此亭户肆意开耕，遂至柴薪减少，妨废盐业。^[49]

材料表明：淮东盐场兼事农业的亭户已为数不少。这种情况，官书中固然有记述，私家记载中也有所反映。如盐官上管场亭户邬守兴，绍兴十九年大旱，“一乡尽成枯槁”，独有他家的田亩“时时得雨”、“收倍常年”^[50]。这个材料在说明亭户兼及农事的同时，还说明了早在淳熙以前的三四十年即已存在亭户耕垦的事实，无怪乎到淳熙年间自亭户耕作中收取的“子斗价钱”竟达到两万缗了。

值得注意的是，亭户之间经济力量不但不尽相同，而且十分悬殊。他们当中存在上、中、下的区分。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提举浙西茶盐公事姚宪曾经指出，催煎场呼名支散亭户本钱的一半，另一半放在买纳场装垛，等纳盐之后支还，“缘催煎地远，内有贫下户无力守等交秤，支请本钱，上等亭户一状有请数千贯者，一户经年不得本钱，亭场败阙，不免逃移”^[51]。经年得不到本钱的贫下户是亭户当中靠全家劳动而食的小生产者，亦即所谓的盐农，占亭户当中的绝大多数，是海盐生产的主要力量。而那些一状能请数千贯本钱的上等有力亭户，显然是少数经济力量甚强的盐场主，他们同大手工业主、大茶园主的社会地位是相同的。这类所谓的亭户，“未曾煮盐，居近场监，贷钱射利，隐寄田产，害及编氓”^[52]，是一小批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和剥削者。他们之所以能够一请数千贯本钱，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绍兴三年十月十五日刑部言：……看详产盐路分，全籍（藉）亭户及备丁小火用心煎趁盐课，中买入官。今依元降圣旨指挥参酌立下条〔约〕，诸盐亭户及备丁小火辄走投别场煎盐者，各枚八十，杖押归本场，承认原额。……从之。^[53](www.daowen.com)

材料中所提到的备丁小火，大约类似无地的客户，或直接依附于盐场，或投靠于有力的亭户，成为国家盐场或盐场主剥削压榨的对象。备丁小火以及上面所说的亭户中的贫下户，是海盐的生产者，而有力亭户则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者，这就是海盐生产中的阶级构成。

淮东两浙是两宋盐产的主要地区。在这个地区究竟有多少盐业生产者呢？宋太宗时，海陵盐监辖有八个盐场，共有亭户七百一十八户、一千二百二十丁；利丰监辖有八个盐场，共有亭户一千三百四十二户、二千九百一十四丁。这两个最大的盐监共有二千六十户、四千一百三十四丁^[54]。据洪迈记载，绍兴府钱清场在宋高宗绍兴初年为九十余户^[55]；又据陈耆卿记载，台州杜渎场计有二百三十六户^[56]。根据以上数字估计，淮浙亭户约有六千多户、八九千丁，加上福建、广南、京东、河北、河东等地亭户，约为七千多户、一万丁左右。就是这些户丁却供应了八九千万人的食盐，为社会创造了非常可观的财富。

亭户是在官府的直接监督下在催煎场煮盐的。煎煮成功之后，除缴纳盐税外，则由国家全部收购。因而亭户与国家之间结成了盐税制的关系，与解盐畦户有所不同。按照国家规定，亭户每丁盐课每年为三十五石正盐（此系海陵监规定，利丰监则为三十石）。所谓一石正盐，等于三石平盐，平盐每石五十斤，因而一石正盐为一百五十斤，三十五石正盐为五千二百五十斤，这是亭户一丁必须完成的定额。一户如有二丁，即须完成一万五百斤了。正盐之外，亭户生产的盐谓之浮盐，也必须售卖给国家，但在收购价格上则略高于正盐。如前所述，解盐畦户所得钱米是固定不变的，而淮南亭户则与此不同，他所缴纳的正盐即盐课，除二税外，这部分收入是固定的；而正盐以外的浮盐，则根据数量多少付价，这部分收入是变动的。正是这个可变的收入部分对亭户起着推动作用，能多煮一点浮盐，获得较好的价钱，以增加家庭的收入，同时也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发展。宋太宗年间，海陵监“每岁煎正盐四万二千七百担，所收平盐一十二万八千一百担，………每年恒及二十万担以上”^[57]。所展收的平盐亦即浮盐，为正盐的三倍，这一事实深刻说明了盐业中盐税制较诸应役制（亦即劳役制）为优胜、进步。

但，盐税制同样反映了国家对亭户剥削和压榨的残酷。同农民一样，亭户也要承担国家的二税。大约自宋仁宗皇祐年间即确定了亭户的二税以盐折纳：“亭户僻在海隅，止以煎盐为业，不曾耕种田亩，故二税令折纳盐货。……递年所纳二税，并是依皇祐专法以盐折纳入官”^[58]；“止有二税，又折盐钱，官为代纳”。因此，二税以及各项附加税，亭户也都样样缴纳，例如蚕盐钱在“岁终纽计价钱”拨缴。再如，根据大中祥符二年敕令，亭户所纳正盐，每石还要纳耗一斗（五斤）；亭户们的“田产税苗自来纽计钱数，依丁额浮盐价折纳盐货”^[59]，这就是说，所有二税附加税全都用盐折纳！至于官府借给亭户使用的牛犁等工具，也都用盐货折付：“淮建隆中敕，每头减放一半价钱，更于每头上减钱一千外，余钱每一千只纳平盐二石”；大中祥符八年李溥“擘画估计耕牛价钱，依丁额等盐例，每一贯纳六石；自添起盐数，亭户填纳不易，多欠牛盐”^[60]，因而又只好恢复前此千钱纳平盐二石之制。实际上这种用盐折纳的办法，是对亭户的再一种勒索。以上述一千纳平盐二石来说，一千文合省钱七百七十文，平盐二石为一百斤，每斤折七点七文，比市场价格要低得多，因而以盐折纳是进一步加重了亭户的负担。此外，与乡村诸户等不同的是，“盐亭户除合纳常赋外，不得与坊郭乡村人户一例科敷诸般色役”，皇祐专法中也没有负担差役的规定^[61]。可是到南宋绍兴三年（1033年）由于梁汝嘉的建议，亭户也不免差役了，只有“上等最高煎盐亭户每户年终煎盐申官及一万硕，比坊郭乡村户以十分为率量减三分科配色役；其上等次高及中下等户，若每年比旧额敷趁及一倍以上，亦与量减三分科配色役；如不及立定分数，更不减免。”^[62]随着差役的增加，亭户更加困苦了。

所有上述一些负担，已经使广大亭户受到不小压力，更加严重的是，国家收购的盐价过于低微，给亭户带来极大的困难！约在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之前，“通州盐户纳盐”，是以“布帛茶米等折偿其直”的^[63]。开宝七年改变了折直的办法，“并给见钱与盐户，不得折支”，“官中每正盐一石给钱五百文”。从折直改为货币，让盐价同市场价格浮动，对货币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官府收购价格太低。正盐一石，加上耗盐一斗，计一百五十五斤，而所付与的五百文又是省钱，百文实有七十七文，五百文省乃是三百八十五文足钱，因而每斤不过二点五文。到宋仁宗天圣元年，按照涟水军价例，增加了一百文省，即七十七文足，增价之后每斤才到三文。国家收购价格是如此之低，而官府在收购之后于当地出售，却大享其利：“盐场亭户卖纳盐货与三石支钱五百，准大中祥符二年敕，每正盐一石纳税耗一斗，所买盐只于本州出卖，每石收钱一千三百文足，展计一千六百九十文省，官有九倍净利”^[64]。在本州出卖的“每石收钱一千三百文足”云云，所称“每石” 系五十斤，故每斤售价为二十六文，除去收购价（斤）二点五文，官府所得正是“九倍净利”。按在当州出卖，没有运输路费问题，亦即售价二十六文中不包括运输者的剩余劳动的问题。依此情况而论，收购价（斤）二点五文，是给亭户维持再生产的必要劳动的报酬，而二十六文减二点五，余二十三点五文，则为亭户的全部剩余劳动。这样，剩余劳动比必要劳动，亦即二十三点五比二点五，为九比一，剩余劳动为必要劳动的九倍，全被官府攫占。正是由于封建国家攫占了亭户“九倍净利”，而使亭户们生活上倍受煎熬！柳耆卿任官于晓峰盐场，还未来得及三变的时候，曾写了《煮海歌》一诗，描述了亭户的这一困窘：

秤入官中得微直，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65]

亭户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处境一样，在敲骨吸髓的压榨下，经不住灾伤的袭击。南宋淳熙五年歉收，鲍郎场“亭民脔肉自救，九灶不烟，幸活无几！”^[66]因而盐税制依然是一个吃人的制度。而封建国家为垄断盐利，极力维护这个吃人的制度。对亭户设下许多禁条：一禁亭户不得投军，“投充军者杖八十”，“断讫放停，押归本业”；二禁亭户逃离本场，亭户及备丁、小火如抛离本灶，“逃移别处盐场煎盐之人，并乞依亭户投军法断罪，仍押归本灶”；三禁亭户改业，“淮浙亭户旧法，父祖曾充亭户之人，子孙改业日久，亦合依旧盐场充应”^[67]。这些农奴制式的绳索，试图把亭户重新绑缚起来，世世代代地为封建国家煮海熬波。但这一做法的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广大亭户同封建国家的矛盾。

在川峡路井盐生产的地区，有官井私井的区分。官井生产与解盐生产一样，也是采用劳役制的，前面已经说过。除此之外，官井生产需要大量柴草，所谓“盐之要在积薪于夏秋，煮升（当作“井”）于冬春，则辑事矣”。由于柴本钱被盐井主管官“恣为私用”，这样一来，“薪既不登，盐将安出？”^[68]因此，凡是官盐所在的地方，往往把烧柴摊给民户。如陵州仁寿等四县每岁输给陵井监的木柴为三十八万四千二百多束，“当时立法，但以五等人户税钱上二分一分科令纳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虽下户三二十束矣。”每束价三四十文，而官府仅酬以盐六两，后来又改为七文五分见钱。而且官府所要一律是乾柴，只好以两束折为一束，三四十文一束柴，官府仅付给三四文而已，“此方之民，实被其害”^[69]。官盐井的盐利又是通过这种鄙劣的手段获得的。

私盐井是由井户经营的，多为卓筒小井。卓筒井虽小，但开凿一口井要耗费不少的工本，绝不是一般小所有者力所能及的，而是经济力量强大的富豪们凿建的。如在井研县，“访问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而拥有盐井的富豪在井研县“仅及百家”。由于私盐井的经营者是一小批富豪，他们既不躬亲凿井、汲水，也不打柴、煮卤，所有这些统统是盐工们承担的。盐工与盐井主究竟结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文同曾有如下一段描述：

官司悉不知其（井户）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没（按为掩藏之意）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姓名，尽来就此庸身卖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切缘井户籍人驱使，虽知其如此横猾，实亦无术可制，但务姑息，滋其狡暴。况复更与嘉州并与梓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皆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彼二州者工匠移入合为几千百矣。……^[70]

按井研县是川峡诸路盐井较为集中的地方，井户虽“仅及百家”，为数已很不少。依此估计，川峡诸路井户约三四百家，煮盐工匠也约为七八千人。从上述情况看，井研县的盐工，是一些所谓的“流浪无根著”的“逋逃”，即逃避了封建国家法律的约束，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封建主，同盐井主结成了一种“庸身卖力”的“工直”关系。这些叙述虽说还不够清楚，但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货币关系而非依附关系，则是确切无疑的。有的文章认为，这种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称宋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宋代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要从宋代生产发展的总和中加以探讨和说明，前编对此问题已作了说明。如果单靠上面的这段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困难的。大家知道，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货币关系，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关系，上述“庸身卖力”也同样是如此。此其一。盐工们是所谓触犯封建国家法律的罪犯——“逋逃”，他们虽然逃避在穷山僻壤中庸力而生，但从法律上看，他们没有从封建国家那里取得自由，而是恰恰相反，“逋逃”、不自由，因而还没真正成为“自由的飞鸟”。此其二。就川峡路土地关系看，环包这一带盐井地区的依然是庄园农奴制关系，这一点在第一编中已经作了说明。在这种农奴制下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地区，土地关系是这样地凝固，能否在这样的地区爆破封建主义阵角，出现新的经济关系，看来是不容易的。此其三。盐井主与盐工之间结成的货币关系，虽然够不上资本主义关系，但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宋代盐业生产中的三种经济关系。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知道，畦户、大部分亭户、备丁、小火，以及私盐井中的盐工是这个部门的生产者、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虽然提供了非常可观的财富，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剩余劳动却作为厚利被封建国家所占有，自己只能过着贫困竭蹶的生活。盐井主和一小批经济力量强大的亭户虽然也是不劳而食的剥削者，但由于他们同劳动生产者所结成的货币关系，对盐业生产还起着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