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业也是我国古老的一个行业，在宋代有了明显的发展，并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

漆产在东南诸路。江南东路的山区是产漆的重要地区，如歙州，“漆则诸邑皆有之”^[27]，“（歙）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28]。两浙路也是产漆的重要地区，如湖州“安吉长兴武康山多漆市行，漆器旧颇有名”^[29]；温州也是一个以油漆业著名的地方。此外，在京西南路的襄州一直是著名的漆器产地，宋代依然很兴盛。自襄州沿汉水而至金州，这是生产金漆的所在，漆作为土产，贡品运至汴京，汉水以及四川也是油漆业著名的地区。

漆的防腐性能很强，很多器物都需要油漆，连棺木也不例外。特别是贵族权势以及豪绅们的棺木，总是油漆上若干层，方才罢休。陶谷曾记载了如下一则故事：“余尝临外氏之丧，正见漆工髹裹凶器，余因言棺椁甚如法。漆工曰：七郎中随身富贵，只赢得一座漆宅，岂可卤莽？”^[30]在重视漆的防腐性能的同时，还重视油漆的美观。战国以来的历代漆器的制作都极为美观，这些传统的漆器物都是以红色油彩为主的。据说到了北宋开始用绿色的油彩，而首先漆以绿色的就是那位教唆宋真宗东封西祀以粉饰升平的王钦若：

绿髹器始于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为会，即盛陈之。然制自江南，颇质仆，庆历后浙中始造，盛行于时。^[31]

看来王钦若对油漆发展还作了这样一个贡献，固不可轻视之的。

漆器制作的著名地区，与漆产地是一致的。例如襄州漆器历来有襄漆之称，每年土贡漆器二十事；湖州在北宋时土贡漆器三十事，南宋时因质量下降而免予上贡；台州则贡金漆三十斤^[32]。汴京宫廷设有专门的瓷器库，“掌受明、越、饶、定、青州白瓷器及漆器”^[33]，明、越、饶等州以及温州也都是漆器的产地。

漆和漆器的制作都有专门的作坊。漆产于山区，但在城市中也有漆作。汴京和各州的官府军工作坊都有漆作、桐油作等。私人开设的，如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所有温州漆器铺，吴自牧《梦粱录》《团行》中则有漆作。这些作坊，制作与买卖分离也好，合一也好，但它们的出现标志了漆器业已经成了专门化的行业。

前章指出，宋代金银的产量较唐代增加甚多。因此，金银不但作为贵金属货币更多地流通起来，而且金银器皿的制作也大为增加。金银器皿的制作同样区分为官私。官府金银器皿等贵重物品专门制作的机构是文思院：“太平兴国三年置，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隶少府监”^[34]。文思院分工很细，原有三十二作，后苑作的十作也割属于文思院，共有四十二作。其中与金银制作等有关的是：镀金作、银泥作、犀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拍金作、镂金作等等。文思院金银器皿的制作，也召募工匠来进行的。由于“所支工钱低小，其高手人匠往往不肯前来就雇”^[35]。由于制作器物特别贵重，南宋绍兴年间文思院又加强了管理和对工匠的控制：“文思院上升打造金银器皿，自来只凭作家（按这是工匠中技艺最高明的）和雇百姓作匠承揽掌管金银等，拘辖人匠造作，以致作弊。今乞将合用打作作头等令本院召募有家业及五百贯以上人充；仍召临安府元籍定有物力金银铺户二名委保，如有作过人，令保人均陪……”^[36]这个材料还反映，制作金银器皿的工匠中，有的家产达到五百贯以上，这对于了解宋代工匠的经济情况是很有用的。

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皿的作坊行铺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汴京、临安和建康等大城市中都有金银行或金银铺^[37]，有的金银行还和交引铺结合起来，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这些行铺当中当然聚集了不少的金银匠工。即使在一般小城市中，也能够见到这类匠人的活动：如“袁州泸萧市，有银匠，姓郭”^[38]；又如“乐平桐平市童银匠者，为德兴张官人宅打银”^[39]，等等。从“为德兴张官人宅” 的这个童银匠看，他属于手艺人之类，而到各地去为人制作、加工，从而与开店铺或在店铺中充作金银匠的有所不同。尽管在金银工匠之中，经济力量、个人技艺都有所不同，但他们与农民、商人的地位相等，都属于良民的行列，可以参加科考，考取后照样可以做官甚至做高官。宋徽宗时的宰臣李邦彦就是一例：

李太宰邦彦家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家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40]

这个故事反映了，作为个体生产者之一的银工也是存在分化现象的，后面还要接触这个问题。

金银匠制作各种器物，从装饰品到各种特殊用品，无不应有尽有。有时使用的金银数量相当惊人。吴蒙之子为从黎族酋长那里赎回吴蒙，“以银五十星造两瓶赎之”^[41]。一星，大约是一两，宋人都以秤星多少来表示金银数量。长沙做的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更有甚者，“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从而博得皇帝的欢心，认为宫廷后苑的金银工都做不出来^[42]。各类金银器物，以及其他一些手工业产品如桌子、椅子之类，大都按照旧来的传统，把制做这些器物的匠师的姓名镌刻在上面，既有承担责任的意义，也有或多或少的广告意味，炫示匠师们的手艺。章献明肃刘后的亲属刘美，“少时善锻金，后显贵，赐与中有上方金银器，皆刻工名，其间多有美所造者”^[43]。

从传统的金银工中，逐渐地分化出来了鎏金、镀金和锚金等等。分化的本身表明金银同其他金属或非金属造作的器物结合起来，由此反映了金银制作技术的进步。同时，这种新的技术又转化为一种新的手工业，如金银镀作、金银打钑作等等^[44]，成为了金银器皿手工业的新的分支。金银细工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从北宋到南宋，朝廷曾经三令五申地诏禁各种金银细工，除打金箔之外，还有：“今后不得……造作铺翠销金为首饰衣服，及造贴金、缕金、间金、圈金、剔金、陷金、解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盘金、织金、线金、铺蒙金、描金、捻金线、真金纸，应以金泥为装饰之类”^[45]。诏禁的这些物事，诸如销金、缕金之类，皇家后苑作和文思院便曾制作，看来奢侈华靡，只许皇家和官府包办，而民间则是不许可的。

上述诏禁的物事中，有的已经无法弄清楚了。但，这些很多属于金银细工之类。如上所述，这类细工是金银工同金属和非金属制作的器物相结合而成功的。例如，同纺织品、衣服等相结合，即成为以铺翠销金、线金、织金为名的物品了。又如，同用覆烧法制成的瓷器也可以结合，将制好的金银扣弥补瓷器上烧造出的芒口，从而更加美观。但这类金银细工与漆器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特种手工艺，其中著名的：

（一）雕漆。明代文震亨对宋代这项新工艺给以了高度评价，他说：

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俗子辄论金银胎，最为可笑。盖其妙处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硃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可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佳绝耳！……国朝果园场所制，刀法视宋尚隔一筹。……^[46]

（二）鎗金鎗银法也是金银工中的一项特种手工艺，陶宗仪曾有所记载：

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若鎗金则调雌黄，鎗银则调韶粉。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簿。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簿在内，逐施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揩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粘住，其余金银皆在绵上，于熨斗中烧灰，甘锅内熔锻，浑不走失。^[47]

这一新工艺，是在唐、宋时期创兴起来的，金银细工因而有了新的发展。

在宋代，与上述金银细工一道发展起来的另一种特种手工艺为螺钿。螺钿器，照方勺的说法，“本出倭国（即日本），物像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48]。同鎗金鎗银法一样，螺钿这种工艺也能够在器物上制作成各种美观的花纹图案，而且在桌、椅较大的器物上可以制作，在茶器上也行^[49]。南宋晚年，一个名叫王橚的，自福建市舶任上回到临安，为讨好权臣贾似道，“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每燕客必设于堂焉。”^[50]显而易见，包括螺钿在内的特种手工艺产品，主要成为皇室、官僚豪势们的摆设，成为极为贵重的奢侈品。宋高宗仓皇渡江，立脚不稳，为了笼络人心，令将温、杭二州上供物中的螺钿桌椅，“亟命碎之通衢”，以炫示他的谦德。知镇江府钱伯言深通此意，在市中焚毁了^[51]。

此外，还有利用树根制作出形形色色的器物：“处州龙泉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枫树，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杂以他木陷作禽鸟花草，色像如画，他处所未见”^[52]，这也是一种特种手工艺，并且流传到今天。

从以上叙述中，本章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一种商品生产，能否得相应的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条件是，它取决于这种商品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而定。凡是能够得到发展的商品生产，必然是既有高档产品，也有一般性的产品，阳春白雪与下俚巴人相结合，才能适应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的需要。宋代制瓷业之所以蒸蒸日上，民窑之所以优越于官窑，就在于它属于上一性质的商品生产。这是给我们留下来的一条很重要的教训！

（二）宋代制瓷业，特别是民间制瓷业之所以能够适应社会广泛的需要，之所以能够使产品多样化，又在于它的内部细密的分工。这个分工不仅有大器物小器物烧造的差别，器物精粗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瓷器生产从土工到坯工、釉工、匣工、烧窑工等不同工序之间专门化的分工。正是利用这一专门化的分工，制瓷的技术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从而使宋代制瓷业突飞猛进，有了划时代的进步。

（三）唐、宋以来手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新兴的事物是，特种手工艺得到了发展。这是手工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或者可以说是它的深化。这个发展不限于上面叙述的雕漆、鎗金鎗银、螺钿等技艺，碾玉刻石等等也属于这种特种手工艺范围内，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不再多说。雕漆、鎗金鎗银、螺钿，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它的成品只能成为奢侈品，为地主统治阶级中的极少数加以占有和享用。但，历史的发展则是这样的：少数垄断者久已化为腐朽，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历史的巨流中；而雕漆、鎗金鎗银、螺钿等许多特种手工艺则是万古长青的，在新的时代里，将会焕发出它所固有的活力，给广大人民以更多的精神上的陶冶和享受。

【注释】

[1]1956年《文物》第五期。

[2]洪迈：《夷坚三志》己集卷四。

[3]参阅傅振纶《从唐舍利塔式黑盖罐谈起》，《文史》第6期。

[4]以下对各窑器物的叙述，除参考注明的原始材料外，多参阅了陈万里、傅振纶诸先生的著作，不一一注明。

[5]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七《柴窑》。

[6]原作燕山村，应改作燕川村。

[7]《景德镇陶录》卷六《定窑》。

[8]《景德镇陶录》卷六《钧窑》。

[9]文震亨：《长物志》。

[10]《景德镇陶录》卷六《官窑》。

[11]《景德镇陶录》卷六《官窑》。

[12]《清异录》卷三。

[13]《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

[14]彭汝励：《鄱阳集》卷三，北京图书馆藏钞本。(www.daowen.com)

[15]《景德镇陶录》卷六《哥窑》、《章龙泉窑》。

[16]吕本中《官箴》（百川学海本）载：“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

[17]《宋史》卷一三九《食货志下八》。

[18]《长编》卷三四〇，元丰六年冬十月甲戌记事。

[19]《系年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己亥记事。

[20]《清异录》卷三。

[21]《夷坚三志》己集卷四。

[22]目前接触到的材料，蒋祁《陶记》是极其重要的。《文史》第一八、一九辑刊载的刘新园同志《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根据《陶记》内容进行辨析，认为这部著作系南宋人手笔，甚为精确。本文赞同这一说法，并参考了白焜同志《陶记》来叙述宋代制瓷业内部关系的。又《景德镇陶录》一书，虽出自清人之手，但所述明、清景德镇窑情况，多因袭于宋。本文又参证了这部书来叙述宋代情况的。特附志于此。

[23]系江西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载第五九页注。

[24]《文史》第一九辑，第一〇四页。

[25]《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上》，《文史》第一八辑，一二三页。

[26]《陶记》校注，《文史》第一九辑，第一〇二页。

[27]罗愿：《新安志》卷二。

[28]《新安志》卷一。

[29]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一八。

[30]《清异录》卷四。

[31]《皇朝事实类苑》卷六二。

[32]《元丰九域志》卷一、卷五。

[33]《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

[34]《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一。

[35]《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三。

[36]《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四至五。

[37]此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景定建康志》等所载。

[38]《异闻总录》卷一。

[39]《夷坚志·乙志》卷二〇。

[40]《朝野遗记》。

[41]孙升：《孙公谈圃》卷下。

[42]周密：《癸辛杂志》前集。

[43]《梦溪笔谈》卷九；陈世崇《随隐漫录》也载有此事。

[44]《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均有记载。

[4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五至一一七。

[46]文震亨：《长物志》卷七。

[47]《辍耕录》卷三〇。

[48]《泊宅编》卷三。

[49]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50]《癸辛杂识》别集卷下《钿屏十事》。

[51]《系年要录》卷一一、一二。

[52]《鸡肋编》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