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与人类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爨炊、取暖，到制作各种用具，都离不开木材。特别是我国传统的木石结构的建筑，需要的木材更多。因而许久以来，采伐林木便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要事。虽则如此，但什么时候伐木业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以书缺有间，还说不清楚。至迟在唐、宋时候，伐木业已经形成了。

在宋代，秦陇、两浙、江东路的皖南山区、江南西路和荆湖路都是盛产材木的地区。伐木业自然也以这些地区为盛。官府为了满足其对木材的需要，不时派遣大批士卒伐木，如“祥符中（高舜臣从兄）为衙校，董卒数百人，伐木于西山”^[1]，即是一例。官府大规模伐木极为严重，如范纯仁在熙宁二年的一道奏章中揭出：陕府、虢解等州，“每年差夫共二万人，至西京等处采黄河稍木，令人夫于山中寻逐采斫，多为本处居民于人夫未到之前收采已尽，却致人夫贵贱于居民处买纳，及纳处邀难，所费至厚，每一夫计七八贯文，贫民有卖产以供夫者。”^[2]宋政府这种做法，不但是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而且也是以落后的劳役制和公开的掠夺对广大人民进行的恣意压榨。不独有偶，这种压榨方式还在凤翔府造船场中表现出来：凤翔府“并陇州量支官钱收买，及于秦州采斫，所差衙前例各赔一二千贯，前后人户破荡家产不少，每户锢身者不下三两人，终年未得了当”；“其余不产州军，须至衙前分买”^[3]。州县文武官员也都假公济私，不遗余力采伐山林，宋仁宗天圣末年，“上封者言：诸路知州、总管、钤辖、都监多派军卒入山伐薪烧炭，以故贫不胜役亡命为盗”^[4]，表现在伐木业中的劳役制产生了这样严重的后果。

私人采伐自然也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官府还是私家，凡是在采伐冶炼地区，以及制造陶瓷的所在，大都就地取材，以林木作为燃料，因而在这样的地区木材的采伐就格外严重。如：

相州利城军铁冶，四十年前铁矿兴发，山林在近，易得矿炭，差衙前纳课铁一十五万斤。自后采伐，山林渐远，所费浸大……^[5]

〔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初场之左右，皆大林木，不二十年，去场四十里，皆童山。^[6]

利城军铁冶经过四十年采伐，从“山林在近”到“山林渐远”；松溪瑞应银场“不二十年”的采伐，四十里内“皆童山”。这可见，我国古代采掘冶炼等业的发展，是以付出大面积山林作为代价的。(www.daowen.com)

城市建筑和生活方面需要木材供应的数量更大。仅以宋室南迁一事而论，“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岁月之间，尽成赤地”^[7]。森林采伐之严重，可见一斑。

因之，随林木的采伐，荒山秃岭日益增加。任官于越州的蒋堂，看到当地号称形胜的卧龙山，“竹树零碎，仅以半在”，问其所以，知道是由前此“剪伐”过甚造成的，便写了一首《闵山诗》。诗中有：“不知平昔时，谁氏来班禄？私庖计薪爨，无时伐良木。官膳利货财，弥年伐修竹。忽忽事斧斤，丁丁响山谷。”^[8]北方森林的采伐，还要更严重一些，沈括曾经指出：“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9]年复一年的采伐，使我国森林覆盖面积就日益缩小下来了。

很久以来，就有不少的个体劳动者进入山林采伐。但是，这种个体生产，提供的商品量是极其有限的，形成为伐木业也是困难的。到唐、宋，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了。入山采伐的工匠，组成为团火，团火之中还有一个头目，把伐得的木材，写上自己团火的名字，以作为标记，从而表现其所有权。虽然还是个体生产，但由于这些个体生产组成为一个集体，它所提供的商品木材便大大增加了。伐木业便是随着这个变化而形成为独立的行业的。既然如此，从哪里可以说明伐木中的团火组织呢？“州〔岳州〕有岳阳楼，楼上有石倒刻谢仙火三字”；“吴兴德清新市镇觉海寺……巨材髹漆积久剥落，见倒书迹曰：谢均李约收利火”^[10]；“近秀州华亭县……天王寺柱上，亦倒书云：高洞杨鸦一十六人火令章”^[11]；“吴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尝因雷震有大书勣（绩？）溪火三字”^[12]。这类雷火余劫之后殿柱上的书写，迷信的人们认为是由雷神之类写成的。而一些有识见的士大夫如孙载、张耒等则粉碎了这类谬说，作出了正确的说明：“〔孙载〕积中因曰：夫伐木山者，其火队既众，则各刻其名以为别耳。凡记木必刻于木本。营建法：本在下，故倒书，由是知〔何〕仙姑之妄也”^[13]；“火犹甲也，乃谢仙火中木也。今筏商皆刻本记主名，不惟谢仙也……”^[14]“谢仙火”是以谢仙为首的一个伐木团火，而“勣（绩？）溪火”则显然是以地点而名的团火。正是在伐木工匠集体努力之下，大批的商品木材，自辰邵等州，顺流而下，直达真州，试看下面的记载：

……黄州牌税最重。所谓牌者，皆大木板，每四片为一副，盖一棺之用也。其贩皆自湖以南连辰邵等州，其山多大木，由中人售，板直甚贱，又多以缯布、鱼、牛、羊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货之获厚利。故虽重征商，人不惮也。大者为障板，所谓障者，编竹为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处，则先放障，更自障缀索牌上揽索而前，则牌差安而无虞。小者为橹牌，两隅摇橹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贯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浅，谓之将军柱云。湖南远方北人守官者代还，多乘牌，所至于官府求轻税，或谓乘客牌郎为主之，亦一弊事。^[15]

伐木业是一种原材料手工业，它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或推动了建筑、造船等业的发展。对烧炭业也是如此。烧炭也是很古老的，什么时候形成为一种行业，说不清楚。宋代伐木烧炭是很普遍的，前引地方官之派役卒“入山伐薪烧炭”即是一例。个人伐木烧炭的更比比皆是，如“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民李甲”，“常伐木烧炭，鬻于市”，以维持自己的生活^[16]。南方伐木烧炭较北方还要多，陆游曾经指出：“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然，无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17]南方木炭与蜀川竹炭、北方石炭鼎足而三成为当时的重要热源。不仅许多手工业仰仗木炭，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封建统治者、达官贵人冬天也用它来取暖。宋高宗绍兴四年，两浙转运司檄令婺州买木炭，以充做“御炉”之用，而所买的木炭必须是“胡桃文、鹁鸽色”^[18]才行。从这一强迫购买的叫嚣中，使人们知道婺州是两浙出产木炭较多的地方。伐木烧炭也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业，但也不排除它仍然部分地作为家庭副业而同农业结合着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