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没有过“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这个词本身是一个错误词语。自然物只有在加入了人的因素（包括实际活动、预期等）后，才成为“资源”，在这之前，只是自然物而已。比如，储藏在地下的黄金是自然资源，因为人们虽然现在还没有把它们开采出来，但有信心今后能挖出来。但是，几千光年外有一个黄金星球^[1]，上面的金矿和地球上的金矿本身没有区别，谁会觉得那些是“自然资源”呢？人们会认为那不过是东西（自然物）而已。为什么？因为我们地球人根本没有指望能得到它们。因此，所有资源一定是“人工资源（artificial resource）”，是人们实际活动或想象后的产物。

对人们来说，自然资源有时显得丰裕，有时看起来短缺。在资源短缺压力下，人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资源关系。有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围绕资源共享实现了合作；有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发生了冲突甚至战争。

已有一些研究者对资源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些研究者分别属于资源乐观主义者和资源悲观主义者。前者认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无限的，人类的资源关系是非零和的，资源冲突很少甚至不会发生。后者认为，自然资源的数量有限，人类资源关系是零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资源会日益匮乏，资源冲突乃至战争将会越来越多。

资源乐观主义与资源悲观主义分歧的根源在于它们对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做了完全不同的假定。资源悲观主义总体上忽视自然资源存在替代手段，所以认为人们围绕自然资源的冲突不可避免。资源乐观主义则假定自然资源总有替代品，而且替代品总会及时出现并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资源冲突不会发生。尽管资源乐观主义和资源悲观主义的看法尖锐对立，但是它们都假定自然资源有否可替代性与人的活动无关。所以，这两派理论都属于静态的资源关系理论。资源悲观主义和资源乐观主义都只能解释部分的资源关系事实。

静态资源关系理论的共同缺陷是用固定不变的眼光看待资源替代手段。本书提出动态资源关系理论，指出是否能够及时开发并应用自然资源的替代手段，这些与人们的主动选择有密切关系。本书提出，有强烈资源短缺感的各群体之间进行资源合作还是资源冲突，会影响资源替代手段能否及时出现以及它们的资源状况会否改善。(www.daowen.com)

本书用能源和土地资源方面的七个案例来检验这个假设。第2章剖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在伊拉克的石油合作。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控制了伊拉克，美国试图进入伊拉克的石油开发业。经过数年谈判，英国和美国终于就伊拉克的石油分享达成了一致，其标志是1928年“红线协定”的签订。美国和英国间的石油和解促进了资源替代性手段的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伊拉克的石油储藏被加速发现、开发。这个案例验证了本书假设的一部分即人类群体间如果进行资源合作，资源替代性手段的出现会加速，它们的资源状况会得到改善。同时，这个案例还证伪了资源悲观主义。

德国对石油的依赖以及与石油“脱钩”（第3章）、日本掠夺石油失败以及节约石油成功（第4章）、墨西哥石油业的起伏（第5章）这三个案例既证伪了资源悲观主义，也证伪了资源乐观主义。德国、日本和墨西哥的石油历史都是“一对多”的资源事件，即分别以历史和现实中的德国、日本和墨西哥政府为核心，着重阐述它们分别与别国政府、外国和本国石油公司、国际国内金融资本、国内民众之间的关系变化。这些事件说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府、企业、金融资本等各方如果能实现有效合作，资源供应能力就会得到更好的释放，各方的资源状况会好转。相反，各方的资源短缺会出现并加剧，它们之间的资源关系会趋于紧张。

第6章、第7章描述和分析了100多年中美能源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未来进行了预测。中美能源关系不仅涉及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等也对中美能源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两国能源关系的曲折反复既证伪了资源悲观主义，也证伪了资源乐观主义。第8章分析了苏丹达尔富尔的土地资源冲突。这个案例验证了本书假设的一部分即如果人类群体间进行资源对抗，资源对抗会使资源替代性手段的出现受阻，各人群的资源困境会得不到改善甚至会进一步加剧。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两大部族之间为争夺日益减少的土地资源进行了剧烈的对抗。它们资源对抗的结果是先进农牧业技术等资源替代性手段的传入受阻，可耕地、草场等土地资源更加短缺，大规模饥荒多次出现。这个案例证伪了资源乐观主义。

第9章分析了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资源关系现象。在大量无地萨尔瓦多农民涌入洪都拉斯之后，土地资源本不宽裕的洪都拉斯挑起与萨尔瓦多的对抗。两国间的资源对抗阻碍了它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的发展，而非农产业的发展等本可以替代两国农业和农地的重要性。因此，两国间的资源对抗阻碍了资源替代性手段的出现。后来，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实现了和解，和解便利了资源替代性手段的传入，土地资源的重要性被替代。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土地资源状况好转。两国间“足球战争”的发生证伪了资源乐观主义，“足球战争”后两国的土地资源关系证伪了资源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