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日本开始对外侵略时,并非为了石油,而是为了征服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只是后来随着侵华战争从臆想中的短暂战争演变为持久战,其战舰、坦克和飞机等军事机器“油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迫使日本冒险发动对美国的战争,并进军当时世界重要产油区之一的东南亚。不过,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从整体上看,日军的作战是“为了战争的石油”,[50]而一些局部的战役或战斗,才是“为石油而战”。也就是说,争夺石油主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说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是“为石油而战”,是混淆了战争的手段和目的。类似于看见两个人打架,进入疯狂阶段后,两人为争夺旁边的尖刀而扭打在一起,这时候旁观者说,他们是为了尖刀而战。尖刀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两人争抢尖刀,只是为了获得伤害对方的工具,并非真的想获得尖刀并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
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对得到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感被再次唤醒。不过,由于日本已经成为美国军事卵翼下的国家,已不可能再走对外侵略的道路。危机爆发后至今,日本通过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本土化能源以及核电这一准本土化能源,在增强其能源供应确定感的同时,也逐渐减弱了其对石油消费的依赖,并成为全球石油替代性手段发展最充分的国家之一。
【注释】
[1]这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和美孚石油公司合资建立的一个公司,在远东地区经营石油业务。“Standard Vacuum Oil Company”,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ndard_Vacuum_Oil_Company,July 1,2017,accessed on August 8,2018.
[2]冯昭奎:“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第133页。
[3]Laura Elizabeth Hein,Energy and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Japan,1945-1960,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66,pp.6768.
[4]Ibid.,pp.68 69.
[5]Llewelyn Hughes,Globalizing Oil:Firms and Oil Market Governance in France,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17.
[6]不难看出,这有为日本之后的战争扩大做准备的考虑。
[7]Llewelyn Hughes,Globalizing Oil:Firms and Oil Market Governance in France,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18.
[8]1933年2月24日,由关东军策划的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在长春成立,桥本圭三郎任总裁。该社最初资股500万日元,其中满铁200万,伪满洲国100万,日本的日石、小仓、三井、三菱各50万。日资占80%的超高比例,且资股不可转让给外国人。见邱建群:“伪满时期日本的石油贸易管制研究”,《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第94页。
[9]是现在的雪佛龙石油公司(Chevron)的前身。
[10]即优尼科公司,2005年被雪佛龙公司兼并。见“Unocal Corpora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ocal_Corporation,August 17,2018,accessed on October 3,2018。
[11]邱建群:“伪满时期日本的石油贸易管制研究”,《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第96页。
[12]Laura Elizabeth Hein,Energy and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Japan,1945-1960,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66,pp.6972.
[13]日本入侵东南亚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消除其国际政治上的强烈不安全感。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控制东南亚地区的石油产区,也无法战胜美国,但是日本仍然出兵东南亚,主要是出于政治自保的原因。见Emily Meierding,“Dismantling the Oil Wars Myth”,Security Studies,Vol.25(2016),pp.258-288。
[14]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Pow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1),pp.351-353.
[15]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Pow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1),pp.356-357.
[16]Ibid.,p.358.
[17]Llewelyn Hughes,Globalizing Oil:Firms and Oil Market Governance in France,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19.
[18]王晓峰、孙彤:“满铁与日本军方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技术研发’”,《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第93页。
[19]王晓峰、孙彤:“满铁与日本军方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技术研发’”,《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第95页。
[20]“不归路——二战日本海军燃料史话”,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126849,2018年10月3日访问。
[21]王晓峰、孙彤:“满铁与日本军方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技术研发’”,《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第96页;孟琪:《满铁在抚顺地区的经营活动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页。
[22]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Pow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1),p.358.
[23]Ibid.,pp.363 364.
[24]由于日元升值和经济衰退,日本企业为了谋求生路,降低成本,不得不把高耗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随着对外投资的扩大和产业的海外转移,国内产业空心化逐渐扩大。工业企业的相对减少,促进了工业用一次能源需求的下降。见赵健:“简评新形势下的日本能源政策”,《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3期,第24页。(www.daowen.com)
[25]周杰、周溪峤:“日本煤炭清洁利用与高效发电产业国家战略研究”,见苏树辉、袁国林、李玉崙等编:《国际清洁能源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26页。
[26]由于日本许多地热丰富的地区位于环境比较敏感的地区,不便于开发,日本政府很快把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点转向太阳能。日本先进的半导体技术被应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日本政府认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如果大幅下降,那么它有机会成为有竞争力的一次能源来源。日本政府对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提供补贴,加上日本高昂的电价(从而让太阳能发电公司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发电成本的下降、规模效益的展现、竞争的加剧,日本太阳能发电产业开始起飞。夏普(Sharp)、京瓷(Kyocera)和三洋(Sanyo)等公司一度成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公司。见Daniel Yergin,The Quest:Energy,Security,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1),pp.535-536。
[27]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All Data.
[29]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All Data.
[30]闫侣桦:《战后日本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对中国的启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9页。
[31]冯昭奎:“战后世界能源形势与日本的能源安全”,《日本研究》,2013年第3期,第4页;富馆孝夫:“日本能源产业的发展和政府战略”,《中国能源》,1995年第1期,第32页。
[32]苏存:“论日本的多元化能源经济政策”,《外国经济与管理》,1991年第10期,第25页。
[33]罗泽雄:“日本石油替代能源政策浅析:1973—1993”,《南开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57—59页。
[34]朴光姬:“从管制到放松:日本石油政策演变及其成因”,《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110页。
[35]小山坚(Ken Koyama)在第11届中日油气市场研究成果交流会上的发言,北京歌华开元酒店,2017年11月8日。
[36]1985年日本的石油消费量是443万桶/日,到1996年增加至580万桶/日,增幅为31%。见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All Data。
[37]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核能的占比为13.1%,低于当年的预计。见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38]苏存:“论日本的多元化能源经济政策”,《外国经济与管理》,1991年第10期,第26页。
[39]罗泽雄:“日本石油替代能源政策浅析:1973—1993”,《南开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1—63页。
[40]参见王惠贤:“日本技术引进体制及对中国的启示——产官学一体的引进体制以及后续研发体制”,《技术与创新管理》,第31卷第1期(2010年1月),第5—8页。
[41]其他原因包括,日本经济持续萎靡、日本社会老龄化严重等。
[42]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43]日本曾经立志要成为国际“减排大国”,要引领世界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风潮,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是日本气候外交成功的重要标志。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主要采用增加煤炭和天然气发电,而不是靠增加可再生电力的方法来填补核电站停运所导致的空白,虽然有效保障了国内电力供应,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现反复,2012年,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升至12.8亿吨,比核事故发生之前的2010年大增8.6%。见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Underpinning Data。“减排大国”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降反增,让日本承受了很大的世界舆论压力,比如,2015年12月,德国环境智库“德国观察”等团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公布了对世界主要58个国家和地区应对全球变暖政策的评估结果排名,日本位列倒数第四,属于“不及格”,2015年的排名较2014年又下滑三个位次,跌至最后一名。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推进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多的煤炭火力发电且没有普及碳排放交易。重新发展核电有利于恢复日本的国际减排大国的地位。见庞中鹏:“试析日本重视发展核能的深层原因及其面临的挑战”,《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70页。
[44]庞中鹏:“试析日本重视发展核能的深层原因及其面临的挑战”,《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70页。
[45]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46]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课题组:“全球电动汽车政策对比分析”,《中国能源报》,2018年4月2日,第10版。
[47]Anonymous,“Hybrid&Electric Cars in Japan”,Market Line Industry Profile,June 2017,p.11.
[48]Martin Schroeder,Compa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Analysis:Electric Vehicle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Germany,PhD dissertation,Waseda University,2014,pp.102 151.
[49]匿名:“国外新能源汽车产业激励政策”,《中国环境报》,2014年12月16日,第2版。
[50]冯昭奎:“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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