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中外思想家早已表述过其资源观。^[4]近几十年来，随着部分自然资源被耗尽的现象愈益明显，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资源关系问题传统上被看作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流派，如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都对资源问题给出了各自的看法。可是，最近几十年关于资源问题的辩论似乎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上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进行划分。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持强烈自由主义立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各国的强硬保守派都认为一些资源行将用完，冲突在所难免。虽然这两类人的价值观和政策倾向有明显差别，但是他们在对资源本身性质的看法上却非常相近。因此，自由主义、重商主义的划分可能难以区分资源领域学者的观点分歧。本书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标准，将学者按照他们对资源问题的看法分成资源悲观主义与资源乐观主义两个基本流派，并梳理两派学者的基本观点，指出他们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资源关系理论。

1.资源悲观主义与资源乐观主义的渊源

当世界多数地区处在农业社会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主要出于农业和商业的目的。涉及的自然资源包括淡水、土地、贵金属矿等。粮食、贵金属是这些资源的直接制成品。那时候的人们就对人群间的粮食关系和货币关系等做出了乐观或悲观的判断。这些判断可以被视为资源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萌芽。

人们对贵金属分配和流通的密集讨论开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快速发展，欧洲各强国的财富大量增加。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贵金属。如何能获得更多金银？国家间的货币关系是何性质？这些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学者间的激烈争辩。古典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等学派在争辩中形成。

重商主义的阵营较庞杂，但重商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经济资源观都是静止的。^[5]古典重商主义者也不例外。根据古典重商主义，经济资源主要指金银货币。这种学说认为，经济资源的总量是固定的。一国拥有的经济资源增加了，别国的资源量必然减少。一国要求富，靠自己创造财富不会有什么作用。掠夺别国的财富才是正途。^[6]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国家间的交换和贸易合作。斯密提出，交换的倾向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应该顺应人的天性，互通有无、相互贸易。国际贸易会使各参与国都得到更多财富。^[7]既然通过货物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更多，各国间的财富关系显然是非零和关系。早期自由主义者对财富关系的见解是资源乐观主义的重要源泉。

粮食是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直接制成品，所以粮食问题与资源问题有密切关系。学者们对粮食的供求前景、人群间粮食关系的前途早有认识。这突出反映在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1798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问世。他提出，人口增长和粮食增产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是以几何级数即1，2，4，8，16，32，…的速度增加，后者是以算术级数即1，2，3，4，5，6，…的速度增长。如果它们都不受到任何干扰，这两种速度之间的差距渐渐地会造成出产的粮食越来越填不饱人们的肚子。然而，实际上在多种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会受到抑制。一种是人们主动实行预防的抑制，比如不结婚、不生育，等等；另一种是积极的抑制，主要指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育受到的抑制。除了这两大因素外，还有战争等因素可以抑制人口增长。^[8]马尔萨斯认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人口太多、粮食太少，人群间会发生战争。这是一种悲观的看法。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也对人类资源关系持悲观看法。不过，他对资源关系的理解十分粗糙。希特勒没有对任何一种自然资源或其制品会引发何种关系做具体分析。他只是笼统地谈到更大疆域里的更多物产对德国人民的生存、德国的强大很重要。希特勒提出，当时德国每年要增加90万人口，要养活这些新增人口已经越来越困难。^[9]德国必须努力在其人口和疆域间建立和维持一种好的平衡。^[10]有多种方法可以造就这种平衡。^[11]但是对德国来说，主要的可行方法是开疆拓土。开拓领土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在欧洲之外拓展殖民地，一个是在欧洲内部扩大领土。希特勒认为在其他洲（如非洲）拓展殖民地的意义不大，因为即使开拓成功，也不会有很多德国人去那些地方。^[12]欧洲是德国领土政策的唯一希望。^[13]在欧洲为增加的人口拓展领土，则必然意味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相反，和平的办法达不到目标。^[14]希特勒提出要以武力来扩展疆土，并以扩大的疆土来保障德国人的生存，其意图应是在侵占别国领土后，德国用那里的自然资源来缓解本国的资源困境。

以上这些见解是资源悲观主义和资源乐观主义的萌芽。之所以说它们是“萌芽”，是因为它们或者过于笼统、粗糙，或者主要关注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资源制成品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

2.两个资源流派对立局面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很长时间，西方国家在推进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比如，1900年，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30%，但其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95%。^[1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更多地区进入大机器时代，主要用于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等，成为全球意义上的资源。这个时期，人们所说的资源问题多指工业资源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业快速恢复，同时，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迅速发展。工业资源不足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西方国家，这种关注尤其强烈。这是因为在失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后，西方国家不能像之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从本土之外大量吸吮自然资源。这样，它们的资源压力突然增大很多。因此，当时的西方国家出现了较多反映资源悲观主义思想的论著。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供应前景和人类资源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不少悲观的预测。^[16]资源悲观主义的盛行激起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等学者的反思。他们先后提出对资源问题的乐观看法。两种资源关系观之间的对立、斗争开始出现。较早和较有名的一次较量发生在西蒙和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Paul Ehrlich）之间。

西蒙是一个资源乐观主义者，其主要观点有二。第一个观点是，任何类型的自然资源都是无限的。西蒙对此的论证如下：首先，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上升会导致短时间内资源供应紧张，资源价格会上涨。价格上涨会吸引企业家介入。他们出于逐利目的会投资开发效率更高的开采技术、寻找替代资源。这样，资源开采总量会增加，资源消耗会减少，资源困境从而得到缓解。^[17]其次，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就是不断增加的人口。终其一生，一个人创造的总是比他消耗的更多。因此，只要人口继续增长，人类的资源前景就一定会越来越好。^[18]西蒙的第二个观点是，从长期看，自然资源的价格会越来越低。^[19]这是第一个观点的推论。西蒙的这些见解直接挑战了资源悲观主义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自然资源的供应都是无限的，那么资源就不具有零和的性质，资源匮乏也就不是资源经济的必然归宿；今后资源产品的价格甚至会比现在更便宜，那么人群间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重要动因必然不复存在。

西蒙的观点遭到一些资源悲观主义者的批评。生物学家埃利奇是其中一位。^[20]西蒙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必然会越来越低，这种判断对资源悲观主义最具现实批判性。埃利奇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和西蒙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较量，他们在1980年就一些资源的价格走向打赌。这次打赌是资源乐观主义与资源悲观主义这两个流派第一次里程碑式的对垒。与资源悲观主义理论相比，资源乐观主义历史更短，如果在这次打赌中失利，资源乐观主义就难以获得正式的学术地位。

西蒙和埃利奇赌的是五种矿产品10年之后的价格。埃利奇认为，和其他资源一样，矿产资源一定会越来越缺乏。在数量衰减的过程中，矿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西蒙的判断与之相反。1980年，埃利奇选择了各值200美元的铜、铬、镍、锡、锰，总价1 000美元。^[21]他打赌10年之后即到1990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矿产品组合的价格总和会上升。相反，西蒙赌这组合的总价会下降。他们约定，到期之日赌输的人得向胜者寄去支票。结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埃利奇选择的五种矿产品都贬值了。贬值幅度从3.5%到72%不等。其实，就算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五种矿产品的总价值在这10年里也下降了。埃利奇赌输了。按约定，他向西蒙寄去了576美元的支票。^[22]

由于那次打赌的胜利，资源乐观主义这一流派得以在资源悲观主义的围剿中生存下来。同时，资源悲观主义也没有因这次失利就缴械投降。^[23]

赌约期间及之后，双方都继续发表论著，抨击对方的观点，宣传自己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资源悲观主义理论更加成熟，资源乐观主义理论逐渐成形。

在资源属性问题上，资源悲观主义认定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乐观主义认为资源是无限的。在人类资源关系问题上，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资源关系是零和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是非零和的。在人类资源关系的后果判断上，悲观主义者认为资源匮乏必然引起资源争夺、冲突和战争，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为争夺资源而爆发战争的现象并不普遍。资源悲观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资源是有限的，则必然有耗尽的时候。资源将近耗尽时，就会出现资源供需紧张，人们会为了争夺资源而爆发冲突甚至战争。资源乐观主义的逻辑是，资源是无限的。一些资源看似有限，那是因为人们开采、利用能力低，或者暂时缺乏替代手段。一旦供需紧张，人们必然会设法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寻找资源替代手段。结果是供需紧张自然消失，因此争夺资源的战争也就不普遍了。

3.两个资源流派的衍生

资源乐观主义和资源悲观主义形成之后，属于这两个流派的学者进行了很多内部建设，从理论建构、逻辑阐述、领域扩展到案例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尤为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在这一进程中不显落后。以下对国内外这两个流派建设进展作一个综合评述。

（1）资源悲观主义流派

冲突地理学是资源悲观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理论。^[24]它的提出者是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这一理论主要阐述自然资源禀赋与国家间冲突的联系，其悲观色彩浓厚。它提出，今后世界的人口会继续增加，经济会继续增长，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源密集型经济会较快发展，这些因素会使人类的资源需求上升。世界自然资源供应的增加会跟不上需求的增长。一些自然资源具有重大经济或安全价值，人们对它们的需求尤其难以得到满足。各国因自然资源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随之增加。

世界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具有重要的经济或战略价值。当资源供应越来越紧张时，这些地区特别容易招致各种外部势力的渗透，成为冲突地缘的“断层带”。冲突涉及的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钻石、木材等。另外，在中东这个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地区，国家间会为水而发生冲突。最容易成为冲突地缘断层带的地区包括中东、里海、南中国海和非洲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克莱尔描绘的资源世界里，物质（即自然资源尤其是价值突出的自然资源）状况是因，而人的行为是果，人们完全被动地被两种因素支配。这两种因素是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和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可改变的需求。克莱尔关于资源的理论是典型的资源悲观主义理论。在其理论中，人们必然会因为重要稀缺资源的竞争而发生冲突，重要稀缺资源富集区必然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www.daowen.com)

彼得·格雷克（Peter Gleick）的看法基本属于悲观主义。^[25]他主要从一些自然资源缺乏可替代性来分析这些资源与国家间冲突的关系。首先，他提出，尽管到现在为止，水资源的矛盾主要引起政治对立和政治谈判，很少有因为水资源矛盾而引起暴力冲突的，^[26]但是已有国家把别国的供水系统定为攻击目标，或者（威胁）使用“水武器”，以要挟别国。^[27]其次，他提出资源冲突更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资源更不容易被替代或者补充^[28]。他特别提到一些因素影响着水冲突剧烈程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替代性淡水供应的可得性，^[29]并指出不像石油，水没有替代品^[30]。其暗示应是和石油相比，水甚至更容易引发战争。

格雷克的逻辑显然是自然资源的内禀性质决定人类资源关系的性质。如果一种自然资源的可替代性强，那么围绕它的人类资源关系就会是非零和的；相反，如果一种自然资源缺乏可替代性，那么围绕它的人类资源关系就会是零和的，人群间容易为这种资源发生冲突。简单地说，格雷克认为，拥有可替代品的资源是非零和资源，没有可替代品的资源是零和资源，关于这些不同资源的竞争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由于他着重分析的水资源没有替代品，各国很难避免为水而发生冲突。

中东是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发展中地区，符合上述特征，因此，中国学者朱和海预测中东国家间会继续为水而发生冲突^[31]。

自然资源缺乏替代性，这可能是引发人类资源冲突甚至战争的原因之一。不过，不应该抽象地谈论自然资源缺乏可替代性。比如，当谈论水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时，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讨论水的用途能否被替代。水的重要用途包括供人饮用、灌溉农作物、发电，等等。这些用途中有很大部分可以被替代。比如，水的灌溉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一方面随着农作物栽培等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单产量提高，对农作物种植面积的要求降低，对灌溉用水的需求相应减少；另一方面以滴灌法和地下灌溉技术替代地表漫灌法，也可以有效降低对灌溉用水的需求。另外，水的发电用途可以靠发展核电、风电等来替代。

还有的研究者从个案研究的视角，指出在有的情况下，一国咄咄逼人地追求自然资源，甚至不惜因之挑起与别国的冲突乃至战争。比如，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对外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国内的资源有限^[32]，需要获取国外的自然资源，甚至不惜发动对欧美列强的战争^[33]。

另一些资源悲观主义者除分析国家间的自然资源关系外，也关注低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围绕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关系。

托马斯·霍默-狄克森（Thomas Homer-Dixon）的论著是这类文献的代表。霍默-狄克森既研究国际资源冲突，也分析国内资源矛盾。^[34]在他看来，国际和国内资源冲突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一个重要区别是国家内部更容易因资源而发生冲突，“由资源稀缺引发的暴力通常会是国家层次之下的、持久的和易于扩散的”。^[35]相反，各国间较不容易因为资源而发生冲突。特别是，国家间围绕可再生资源的冲突乃至战争更为少见。^[36]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首先，与石油等矿产资源相比，农业用地、鱼类和森林等可再生资源更难被转化为国家力量。一个国家占领了别国的森林和农业用地，这些被占土地最终能够产生出财富，而占领者可以利用这些财富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不确定性也比较高。其次，穷国最依赖可再生资源，所以它们有强烈的冲动去争抢可再生资源。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它们往往无力发动战争。^[37]

霍默-狄克森认为，国内和国际的资源冲突也有联系。表现之一是国内的资源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冲突。因为环境压力而经受长期内部冲突的国家可能会变得四分五裂，也可能会变成威权国家。四分五裂的国家会是大规模移民潮的源头。分崩离析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有效地协商和执行安全、贸易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条约。因此，这样的国家容易成为国际动荡的源头。而当某些国家的国内环境压力越来越沉重，导致人民对政府严重不满时，这些国家可能会蜕变为威权国家。威权国家为了转移内部注意力，会倾向于攻击别国。如此，国际安全就可能会遭到严重破坏。^[38]

多数学者属于资源悲观主义者，对资源前景持悲观预期。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自然资源竞争不一定会引发和加剧冲突。

（2）资源乐观主义流派

中国学者王正旭属于资源乐观主义者，他的研究^[39]表明，最近50年来，世界上与水资源问题有关的1 800多个协议中，出于合作目的而签订的是因冲突而签的两倍以上。王正旭的研究意义较大，揭示出资源竞争不必然导致冲突。

前文提到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尽管不是国际关系学者，但他在一篇论文^[40]中主要分析的是国家间的资源关系。在文中，他表达了对国际资源关系的乐观预期。

如前所述，西蒙对“资源会否越来越匮乏、资源价格会否上涨”等论题给出了乐观的答案。这些论题是人类资源经济关系方面的问题。所以，西蒙看好人类群体之间的资源经济关系。他对国家间的资源政治关系前景也做了乐观判断。西蒙提出尽管关于人口密集导致自然资源短缺进而导致战争的说法很多，但是经济原因至少不是国家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针对土地等资源会导致战争的说法，他提出在前现代社会，争夺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战争有时可能有充分的经济理由。而在现代社会，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已不再值得为之发动战争^[41]。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土地等资源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了。比如，在美国，农业人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渐减少，到1987年，农民只占美国劳动人口的2%。此时，如果美国从加拿大或墨西哥兼并很大面积的可耕地，受益的只是那2%的人口，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受益。美国的总体经济也不会得到多大好处。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首要性已让位于其他产业，这是土地不再值得美国为之而战的主要原因。^[42]

前文中提到，在与埃利奇打赌时，西蒙认定资源总是存在可替代技术。在这篇论文里，他坚持这么认为，并进一步认定国家间的资源关系是非零和的。这样，围绕资源的国际冲突必然会减缓。

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是一位石油经济学家，他主要关注石油资源的前景和人类石油关系。^[43]他立场鲜明地反对石油灾变论（doomsday prediction），看好石油的供应前景。

在资源经济和资源政治这两方面，毛杰里更关注前者。在资源经济方面，毛杰里和西蒙的具体观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前者表现在和西蒙相同，毛杰里也主要从价格对供需关系的影响入手，预测未来的资源前景。毛杰里认为在石油价格走高的情况下，一方面会使消费者努力减少石油消费，另一方面会刺激石油产量的增加。这两者共同作用会最终使石油价格下降。消费者减少石油消费的方法包括努力提高石油使用效率、发展节油技术、开发石油替代技术等。石油产量之所以会增加，是因为油价低时，很多油田因开采难度大、成本高而得不到开发，而在高油价背景下，投资开发高成本的油田也会有利可图。所以，石油公司会增加勘探、开采投资，提高其石油产量。

毛杰里和西蒙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资源替代的看法。如前所述，西蒙理解的“资源替代”主要是指当一种资源的价格高走后，人们会投资开发其他资源以替代对它的使用，新的资源被成功开发出后，人们对原来资源的需求会降低。和西蒙的看法相似，毛杰里提出，由于油价的上涨，石油的一些用途已经被其他能源产品替代。比如，以前石油被大量用于发电，现在以石油为燃料的发电厂已很罕见。石油的发电用途已有效地被天然气和铀矿所替代。但是，毛杰里提出，石油被其他资源替代的前景并不乐观。这是因为石油在交通运输业中的使用难以被其他资源和技术替代。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在交通运输业中，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对石油的大规模替代都缺乏可行性。^[44]

另外，毛杰里提到了石油和石油使用的内部替代，而西蒙没有提及资源的内部替代。一方面，我们常说的石油是指常规石油资源，这是石油资源的一部分。地球上还存在着大量非常规石油资源，包括重油（heavy oil）、页岩油（shale oil）、焦油沙（tar sand）等。这些非常规石油开发起来较困难，需要较高的开采成本。所以，当油价较低时，非常规石油的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是，当油价在30美元/桶以上时，对非常规石油的开采会变得有利可图。^[45]非常规石油就能更多地替代原油。另外，石油使用的技术和机器在迅速更新换代，这也是一种资源替代。毛杰里提到，在交通运输领域，尽管石油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但是石油产品（汽油和柴油）驱动的内燃机却在不断更新换代。燃油效率更高的新式内燃机在不断替代低效的旧式内燃机。其中，柴油机燃油效率的提高更明显。^[46]

毛杰里没有明确否定石油资源有限论，但是，他提出由于一系列因素^[47]的影响，偶发的石油供不应求虽难以完全避免，但是石油枯竭的日子会被无限期地推后。因此，实际上毛杰里相信石油资源是无限的。既然石油资源是无限的，那么人们之间的石油关系就应该是非零和的，“没有东西让我们在面临极度短缺和地区混乱的时候一定要为确保将来的石油需求而凶残竞争”。^[48]

大卫·维克多（David G.Victor）提出已有资源冲突的根源不在于资源的匮乏，而在于善治的匮乏。而善治的缺乏这个问题在经过努力后，可以得到解决。可见，维克多对人类资源关系的前景持乐观看法。在《何谓资源战争？》一文^[49]中，维克多挑战被广泛宣扬的“资源战争”的说法。针对误用、滥用“资源战争”一词的现象，他首先严格界定了“资源战争”的概念，提出“资源战争”是指由获取有价值的资源而引发的剧烈冲突。按照这个定义，地球上发生过的“资源战争”其实很少。

维克多提出，一些人正竭力煽起人们的资源恐慌情绪。那些人声称现在的世界有三种现象最容易诱发人类资源冲突。第一种威胁是中国对别国自然资源需求增加。第二种是资源产品的出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资源虽然丰富，但治理得很差。第三种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加重人们承受的自然资源压力，疾病会更加流行，大规模的环境移民会出现。气候变化尤其会助发水资源战争。这三种威胁里，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基础都是零和的资源关系思维。中国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与资源冲突的爆发没有必然关系，除非中国获得的资源一增加，别国获得的资源就必然减少。水资源冲突的根源在于它的有限性。水冲突的本质是人们对水资源的争夺，而人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必然是一种你得我失或你失我得的零和关系。

维克多认为资源恐慌煽动者（the threat industry）所宣传的“威胁”言论只注意到资源禀赋和人们对资源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当人类因为资源发生矛盾时，那些人就断定资源匮乏出现了。他们完全忽视了对制度因素的考察。其实，制度和治理状况对人类的资源前景有很大影响。如果资源冲突真的发生，冲突的根源也不在于资源的匮乏，而在于善治的匮乏。^[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