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通过自贸区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中国元素。同时也正如前所述，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外部环境十分复杂。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谋求继续遏制中国发展，其中也包括自贸区建设。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因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业存在担忧，而不敢与中国建立自贸区。

鉴于上述种种因素，中国在推进自贸区建设中，既要考虑现实经济利益，也应着眼未来战略利益；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照顾其他伙伴的关切。在自贸区伙伴选择上，中国既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更要重视主要贸易伙伴；既要推动与周边各国的紧密合作，加强与中小国家的合作，也要努力追求与世界大国、主要贸易伙伴合作的突破。中国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出发，设定合理可行的自贸区谈判路线图，争取早日构建立足东亚、着眼亚太、放眼全球的自贸协定区域布局体系。

第一层次：加快建设东亚自贸协定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建立各种类型的自贸区。东亚是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地区，中国应在现有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中日韩FTA谈判尽早完成，争取RECP谈判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有利于中国以东亚密切的生产链为基础，提高在全球产业中的竞争力，增强中国与其他主要区域集团竞争与合作的基础和筹码。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两岸四地的自贸体系，积极推动两岸四地的经济融合，条件成熟时推动形成覆盖两岸四地的“大中华自贸区”。

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利用“一带一路”规划推进自贸区建设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中国应利用这一契机，抓紧推进泛北部湾、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中亚等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中巴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重启，逐步完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做好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相关规划。此外，一些省份已经提出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自贸区建设，如新疆提出建设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宁夏提出建设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先行区等，连云港希望在建设连云港自由贸易港区和中哈连云港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有关部门和地方应加快可行性研究，早日构建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第二层次：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自贸区推进战略的中长期重点。目前，金砖五国已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贸易方面也成立了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和经贸联络组。但与五国经济规模相比，五国经贸合作潜力远未释放出来，2012年相互贸易仅有3300亿美元，不到全球贸易的1%。适时推进金砖国家自贸区建设，有利于整合五国市场资源，改善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内循环”。同时，金砖国家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也是中国重要的资源能源进口来源地，建立金砖国家自贸区有利于中国贸易市场多元化，也有利于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现阶段，中国可在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机制中先提出开展相关可行性研究，通过经贸部长会议、领导人会晤等逐步推进。(www.daowen.com)

第三层次：密切关注TPP动向和建立中欧自贸区。美欧既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经贸伙伴，又是在市场环境建设方面最为先进的经济体，很多经济管理体制经验可供借鉴。无论从市场规模效应，还是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看，与美欧开展自贸合作，逐步与其经贸规则相衔接，都是中国自贸区战略应当制定的长远目标。目前，美国为了保持对TPP谈判的主导地位，保障TPP满足美国要求的高标准，无意同意中国加入TPP建章立制阶段的谈判。但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和继续上升的综合国力，应当说包括TPP在内的任何经济合作组织缺少中国的参与，其影响力都将大打折扣。随着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不断取得进展，中国正在开启并逐步修改接受美方服务投资高标准的进程，中国加入TPP面临的很多难题也正迎来转机。欧盟担心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影响其普通劳动力就业，而且优先关注与中国开展投资协定谈判，因此目前缺乏商谈中欧自贸协定的意愿。但是如果中国将自贸协定商谈范围扩展到服务、投资、规制等更多欧盟感兴趣的领域，做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相信欧盟也将积极考虑与中国启动自贸谈判，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

第四层次：扩大在欧洲、西亚、拉美、非洲的自贸区布点。尽快重启中挪自贸谈判，促其发挥示范效应。加紧解决与海合会有关领域的分歧，争取早日签署自贸协定。适时结束与哥伦比亚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尽早启动政府间谈判。着眼非洲市场，探索与“南非共同市场”发展自贸关系的可能性。非洲目前尚无同中国建立自贸关系的国家，主要原因是非洲国家制造业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难以与中国在同一水平进行竞争。鉴此，中国对非洲国家应适当让利，从而构建更加完善的自贸体系。

此外，中国应逐步建立公平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目前，中国关税最惠国税率平均水平是9.8%，这是中国“入世”时确定的水平。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显著进步，农产品则出现了供需不平衡，需要外部供给作为补充，因此在自贸协定项下进一步扩大关税减让已经具备一定条件，同时这也可以换取别国的市场开放，为中国的优势产业获得更大市场创造条件。中国在加入WTO谈判时，对重点服务部门确定了开放底线，并将其写入了有关法规，固化了开放水平。通过自贸区谈判扩大服务业开放，既有利于中国自然人移动、运输、旅游等优势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也有利于在金融、电信等竞争力较差的服务业引入适度竞争、先进理念，打破垄断等限制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在美欧发达国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情况下，TPP高标准的服务投资自由化是未来方向，其中很多领域也是中国改革的重点。中国可在牢牢把握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一基本底线的前提下，结合深化改革的需要，通过自贸区谈判逐步打破既定谈判模式，在规则领域突破“入世”承诺，为未来发展创造制度红利。例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已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所采纳，成为国际投资新规则的范本。目前中国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已承诺以这一模式作为谈判基础，今后也可积极考虑在自贸区谈判中推行这一模式。

当然，开放的同时自贸区的风险防控和事中事后监管也应及时地跟上。“一带一路”的提出预示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与沿线国家合作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四大自贸试验区在市场、金融领域的相关政策也在逐步放开，而对外开放能带来福利但也伴随着风险，因此有效的监管机制和灵活及时的应对措施在未来自贸区的发展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以金融领域为例，金融创新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亮点之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主题是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是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必须跟上，以充分发挥监管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从自贸区挂牌之日起，“一行三会”就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在简化事前准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鼓励跨境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完善改革，而这些举措也是自贸区在开放大环境下进行风险防范的重要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