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青兰乡杨章村,小时候家乡观念不强,说不出老家的模样。到我开始关注老家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耕地面积1000多亩,不足300人。相传,明朝以前,此处有一青龙镇,街长十数里,元末明初,战乱连年,此镇被毁,仅存两端。战后,人们意图恢复青龙镇,山西移民大量来此,便在原废址上相继立村若干,皆取名为“补丁”或“长村”等,时有“紧打补丁慢长村”之说,以形容当时立村情况。因建有“长村”四个,为相区别,有的冠以姓氏,有的则以村落大小而定名,该村系杨氏一家于明永乐年间从故城迁来,先住刘长村(现陈章村),后又迁往刘章村之北另立新村,这就是杨章村。杨章村虽为老家,但我并未在那里生长,小时候只是随父母或哥哥或自己去过些次。

1957年农历九月初十,我出生在景县县城,那时父母都在县城工作,我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三,当时被寄养在本县第三公社第四辛宅村。1958年景、故、吴三县撤并成吴桥大县后,就随父母去了吴桥县城桑园镇,租住在运河东岸的王庄村,由我姥姥看管,父母只是抽时间回家看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家虽是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但那时是按小孩年龄给粮食,都是不够吃,只能弄些蔬菜、野菜增量充饥。后来才知道,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很突出,国家采取了多种紧急救荒手段,比如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搞季节性调剂等,一定程度上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1年,景县恢复县制,我家又从吴桥桑园搬回景县县城,先在王家埝、北门里和东门里,后在西门里、西关租住。“文革”中,父母被下放到边远公社,无人照看我们,就举家搬到了杜桥公社我舅家常庄村,为的是让舅舅、舅母一家对我们有个照应,他们也确实给予了很大帮助。常庄距离县城7里多地,我家在村西北角租住了3间矮小的土坯房,这一时期奶奶又来到常庄照顾我们,直到1969年因脑溢血去世。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几乎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即使在县城,也是租住在县城附近的农村。印象较深的是频繁搬家、不断转学。从我出生后,我们这个家就一直随父母工作变动搬来搬去。我参加工作之前搬家次数至少十二、三次,那时候家里东西不多,搬家也容易,叫辆马车、拖车或“130后斗车”,找来几个同事或邻居帮个忙,把提前收拾好的东西往车上一放,就走了。实属无奈的频繁搬家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过阴影,有的住地虽也艰苦、破旧,只有小小的一方空间,却有童年的记忆。有时搬家后,会郁郁寡欢很久,甚至闹着要回去住。特别是从县城小学转到农村小学时,离开了过去的同学和小伙伴,真有分离的痛楚。还要熟悉新环境,认识新老师、新同学,还有自我消化学习课程、教材进度不一致的问题,以至于我在多次转学中不知不觉流失学业,本没有留过级,但小学和中学总共9年级用了10年时间才学完。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我参加工作。

那是一个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在农村,我看到大人们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却依然不能填饱肚子。那时收麦子没有机械,每逢麦收大人们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上街,跟着生产队长去地里用镰刀割麦子或用手拔麦子,这是最让人憷头的农活。之后就是轧麦子、翻场、拾场、扬场、漫场、装袋、运输,一季麦收下来人们累个半死。秋收时间长些,社员们砍玉米、割谷子、收高粱、刨山药、拾棉花,之后就是造墒、耩地、耙地、种小麦。尽管“大麦二秋”人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但从生产队分到的东西却难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那时自己小,虽然是随意性地在舅家参与一些农活,但在我记忆里却留下了极深的一个个农民辛苦劳作的画面。地里的粮食按农民的出工工分分到家里后,还要用碾子这一原始工具加工粮食,就是在大石碾子上磨粮食。碾子一年四季不闲着,推玉米、碾谷子都是靠人力,一年的收成不知要推着碾子转多少圈才能上餐桌。那年代别人给一块糖、一捧花生、一把瓜子,心里都特别感激。那时的孩子们没有什么零花钱之类的。我们弟兄三个经常同农村孩子一起去集体收割后的农田里拾麦穗、捡豆粒、挖红薯、拾花生,还砍草、捡拾一些能卖的东西(比如废铁、废铜、废牙膏袋)等等,卖给城关收购站,这是小孩子们换钱的常事。砍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农村最常见、最普遍、最简单的劳动,砍草是用镰刀把草割下来,又叫割草,连根拔下的叫拔草,一般把草晒干后卖给生产队或收购站,用来喂马、牛、羊等牲畜,这是贫困时期的一项收入。记得那时,一般的草0.02-0.05元/斤,印象中芦草还贵一点。1000斤干草卖20-50元,那就是很大一笔收入了,当时农民劳动一天挣的工分才折算几角钱,一般人上班挣工资每月也只有一二十元钱。到了我上高中时,寒暑假期曾到王瞳烟厂、食品厂打过零工,增加一点收入。人们吃穿用的许多东西都要用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那时人们为基本的生计和温饱付出了大量既简单又苦累的艰辛劳作,一直到我下乡在七南村时,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那时我们兄弟三人都还小,不会做饭,只能做些简单的吃。父母很不容易,既要远离我们去为党工作,又牵挂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回家时给我们买些、做些好吃的。小时候总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可以吃上馒头、饺子、肉等平时吃不到的东西。那时做饭用手拉风箱烧灶火或用风箱催火的洋炉子。烧饭用的柴禾自己想办法去弄,经常背着筐去拾柴火、搂柴禾。村里没有自来水,吃水要从村里十几米深的井里提上来。提水之前的“摆桶”是个技术活,不熟练的摆弄半天才能灌满水桶,然后我们抬水或挑水回家,再倒入水缸存储使用。那个年代穿衣多是自家纺织粗布缝制而成。所谓粗布,就是由粗细不匀的纱、线制成的织物,也就是纺织的针数较少、组织较松的布,穿在身上有一种粗糙不适的感觉,不如“洋布”顺滑,洗过两水就掉色。因粗布不结实,衣服穿破了就打个补丁继续穿。那个时候,社会上、生活中大都节俭,衣服上有补丁,也不觉得寒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草绿色的军便服流行开来,到了我上中学的时候,社会上就有了“的确良”夏装和“涤卡”春秋装。记得家里有台缝纫机,在王瞳公社居住期间,我还买了一本裁剪书,按照书上的指点,让别人裁了衣服样子,我自学缝制了一件自己夏天穿的衬衫。我的第一件奢侈品上衣是1978年花了17元在吴桥百货买的“涤卡”中山装,并给这件“贵服”配了白色假领子,怕把真领子磨坏了。那些年的衣着,色彩上不是黑就是灰,男的都穿中山装,几十年一贯制。八十年代后,人们的衣着才有些异样的改变,从早年图保暖而难得,到追求时尚而多件多样,变化越来越大。(www.daowen.com)

在乡下住的那些年,没有电视节目、文化活动、娱乐场所,除了跟同龄孩子一块玩耍,就是看书打发时间。因为爱看书,所以对灯的记忆较深,那时没有电灯,村里都是煤油灯。70年代,农村才开始办电,用柴油机发电照明,虽然电不正常,但多数时间的前半夜是亮的。那时冬天很冷,手脚、耳朵常生冻疮。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外屋生火做饭,屋里土坑取暖,破旧的门窗还往屋里灌风。冬天用的热水舍不得直接烧,做饭时就从锅里放一盆水蒸热后用。夏天的夜称得上难熬了,没有电风扇,人们热得睡不着,经常拿着凳子到外面说“黑”话。由于农村卫生环境脏乱,比炎热更难驱赶的是蚊子、臭虫、跳蚤,简直就是赶不走、灭不净。那时的文化生活,主要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广播节目很丰富,歌曲、音乐、曲艺、戏剧应有尽有。我爱听的是中央台的少儿节目和青年节目,还听过山东台薛中锐播出的长篇小说《大刀记》　《海岛女民兵》等,后来又听评书《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等。我所知道的一些文史知识,许多是从收音机里获取的。那时候孩子们没啥娱乐活动,有些农家孩子用破布、烂套子、旧鞋换些泥娃娃玩,或是小伙伴们一起打尜、抽陀螺、弹溜溜、跳房子。偶尔在农村看些“露天电影”,就是在村里选一块比较敞亮的地儿,人们不用买票,随便看。也有时同大人或小伙伴们一起去周边村里看电影。如今想想,那时的电影费用一定是国家替老百姓付了钱。那时放映最多的是打鬼子的影片,有《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时间一长,小伙伴们就记住了一些经典台词,比如“高,实在是高”、　“悄悄地,打枪的不要”……很多年过去了,对农村“露天电影”的那份情致和人们其乐融融的氛围,依然有着乡愁般的思念,有些情节依旧历历在目。

我念书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初小三年、高小二年),中学是四年制(初中二年,高中二年)。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是在城关联小,“文革”初期改称育红小学,印象较深的老师有马希贵、李文虎、曲尚智等。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我是在常庄念书,常庄小学只有一名本村的葛连杰老师,一个教室多个年级,由葛老师全科教学。后来还有一名姓付的外地老师,也教过我们。那时学生负担很轻,小学课本只有语文和数学。学生都是自带凳子,课桌是学校的,没有凳子的学生只能站着听课;发的课本每个同学都倍加珍惜,用旧报纸包装起来,防止折书角;作业本是由1开的大纸自己裁成32开再用线缝制而成,　“文革” 期间还捡来传单缝成本子,用传单的反面写作业;也有的同学自带小石板、石笔写作业;铅笔盒是从医院捡来的放置针剂的纸盒,后来又用上薄铁皮的文具盒。每到招生季或升学季,最难还是交不起学费、书费的学生,时间久了,只能辍学回家。1971年我从常庄小学升入杜桥中学读初一,学校距离我居住的常庄有8里路,家里买不起自行车,只能步行往返,每天两趟,中午自带干粮,有时开水咸菜泡冷馍,多半时候是用手绢包好干粮扔进食堂的大笼屉,给干粮加热时的留锅水供学生们喝。最危险的是有时在路上遇到顺路的小拖车,我们几个男孩不顾车主的呵斥,扒着人家的拖车后斗搭上一程,现在想来都觉得后怕。在杜桥中学读书不足一年后,我就转到了王瞳中学,刚去时程亚风等“文革”前大学毕业的老教师还在此任教。转校后,我给杜桥中学我的老师王秀云、陈秉田写过一封信,汇报在新学校的学习情况。我在王瞳中学入了团,当过班团支部书记、班长,印象较深的老师有崔效清、杨玉琛、张宝珠、崔延华、刘志奇、赵汉奇、张立荣等,还有后来调往德州任教的江喜惠老师,当时王瞳中学校长是杨宪忠。那时正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我特别渴望学习的年代,我的中小学的基础文化课学得很不扎实。平时上课学习书本知识少,有一个时期,校内兴办各种班,有文艺班、写作班、数理班,每周都有劳动课,多次组织砍草、拾粪、运砖等活动,学习空闲时就看一些课外书籍。小时读书充满童趣,书中引人入胜的情节总是令人难忘。我从书中学到了很多,既有诚实做人的道理,更有勇于战胜困难的刚毅,以及如何面对困境,如何思考人生。1973年12月,我在王瞳中学初八班毕业。进入高中后,有一段时间学校开始重视教育教学,抓教学质量、抓学校管理,但后来又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影响,直到1976年1月我在王瞳中学六班高中毕业。保存至今的毕业证上盖着“景县王瞳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印章。

回忆不为诉说苦难,而是记录逝水的流年。每个人学习生活境况都有所处年代的烙印,重提的旧话,已成尘封的历史。尽管去今不远,但人们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无法和现在生活无忧的孩子们相比,现在捋出这些,是想让今天的孩子们珍惜当下的新生活。人的认知是从不断学习、思考和经历中形成的。2018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枣强县女孩王心仪,在苦难生活中获知颇多,一篇《感谢贫穷》令许多人为之动容。虽说励志不是寒门子弟惟一的生命底色,但用心的孩子能从别人的经历中领悟出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