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国际领导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因此形成现代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于现代国际领导就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并非一蹴可及，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而来的。17世纪中叶的三十年战争之后，西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和约，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体系，史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可以作为现代主权国家建立的里程碑，它所建立的诸多原则不仅创建了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也为现代意义的国际领导奠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规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构成当时国际领导的最高权威体系（基督教世界体系）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的世界状态。这使得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因为在国际领导中最高的“世界政府”是不存在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背景对于现代国际领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也并非毫无秩序可言，国际领导还是受到一定的规则指导的，这些规则主要以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为代表，因而也有必要思考国际法对于国际领导的影响。

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时代，是否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国际领导呢？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领导，只有支配或霸权。美国霸权的支撑机制就是由外部的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内部的美元霸权以及美元霸权背后的石油美元的主导权^[8]。没有作为世界通货的美元，美国所宣称的领导世界的责任一天也维持不了。更有甚者认为在国际社会内连支配世界的法则也是不存在的，国际社会不过是西方金融大资本家和金融家为了统治世界而营造的一个大阴谋，他们借助对资本和货币的垄断权将全世界吸附到一个它可以在幕后进行操控的体系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领导不单单以硬实力为基础，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不认同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的如下观点：大国由于过度军事扩张必然导致消耗过多的资源而最终走向衰落。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消耗了大量资源也将导致美国的衰落^[9]。他认为美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更体现在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等软实力层面。他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一书中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风靡全球。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问题是在何种情境下展示支配世界的实力，在何种情境下推销领导世界的魔力。

为了理解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战略的差别，我们首先要弄清领导（lead）和支配（dominate）在概念上的不同，为此又应当从比较孤立主义和介入主义入手，因为领导和支配政策都是介入主义的不同变种。尽管领导和支配这两个概念间的差别十分微妙，而且有时容易发生混淆，但是它们又确实具有本质的不同。国际社会中的领导现象和支配现象的出现，都是根源于以现代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的形成。正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强化了国际体系中的“内部-外部”结构，当一个国家内部差异性逐渐消失而国家间差异性逐渐强化的时候，国家间的竞争便开始了。国家这一实体一方面具有潜在的排他性特点，使其借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排斥他人的力量，同时它内在的扩张性又促使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不断介入国际社会。于是，基于自由主义的领导理论和基于现实主义的支配理论便形成了。

按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领导，存在的只是支配。支配世界战略类似于美国至上主义，完全是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的，可以从现实主义者们所主张的单极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追随权力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得到解释和证明。按照单极和平论，一个国家在权力方面的优势将有助于和平。换言之，和平应是权力不平衡的结果。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优势权力就可以威胁潜在的挑战者，取得其他国家的合作和追随。这实际上也就是霸权稳定论：直到不同的力量增长导致了一个对原有霸主的支配地位不满并有能力对之进行挑战的国家的出现，一个特别强大的支配性国家的存在会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并且，权力在支配国家的集中越是明显，越是突出，与之相连的国际秩序也就越是和平。追随权力论是近年来不少学者主张的一种观点。按照这一理论，国家的自然倾向不是制衡优势，不是反对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而是追随强者，即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而与具有威胁性的国家站到一起。在单极体系中，由于霸权国家的优势十分突出，反对霸权国家的危险也就十分明显。因此，其他国家，包括处于第二层次的大国，都会接受和追随霸权国家的领导。这就导致了国际政治的和平和稳定。进攻性现实主义声称：国家试图使它的相对力量最大化以获得安全；在一个高度严酷和竞争的世界中，安全取决于硬权力（军事力量和其经济基础），在硬权力方面占取第一的位置是最好的做法；系统稳定（战争、安全竞争和扩散的缺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一种功能。为此，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声称，如果美国的霸权得以维持，将来发生大国战争的危险就会继续处于很低水平；但是，如果国际体系变得多极化，将来发生大国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增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还相信，其余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霸权。因为它们从美国的霸权中得到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且，它们也只有这么做，别无选择。最后，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并不否认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脱离构成了美国霸权基础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些价值不可能带来和平和稳定。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国际体系仅仅为温和的、理性的行为提供了刺激；国家试图使它们的安全最大化而非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安全的含意实际上是很丰富的。以此假设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使权力最大化的行为（过分的扩张）产生于认知的因素（错误概念）或者国内政治变态，而非产生于国际体系的限制；因此，侵略是可以通过根除有意引起它的单位层次上的错误信息而得到“治愈”的；民主的扩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国际机制的发展，都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这样，在为“非理性”的国家行为进行诊断和开具药方时，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取得了一致。正是基于这样的乐观主义分析，防御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们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美国霸权对和平的贡献：第一，他们用“制衡威胁”论说明，其他国家将不会制衡霸权主义的美国；第二，他们声称，正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显示了明显的关切，其他国家也希望“追随美国”；第三，通过使用自己的软权力，即“美国价值和文化的吸引力”，美国将能减少其余国家把它看作一种威胁的危险。总之，防御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们相信，由于美国的霸权并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对于维持所有国家都将从中得益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将为“无赖”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

领导世界的战略则比较复杂，它可以建立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类似于合作安全政策。但是，它也可以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表现为制衡政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领导一部分国家（盟国和友国）而非所有国家。从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出，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上无疑会履行特殊的责任，发挥特殊的影响。美国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要求它这么做，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求它这么做。问题是如何履行这种特殊责任和发挥这种特殊影响？可以是领导世界，也可以是支配世界。如果是领导世界，美国与其他国家就是平等的（无论是站在队伍前面还是站在当中），美国带领其他国家一起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如果是支配世界，那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处于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地位，“君临天下”，统治和控制世界。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也说，“不可否认，在国际社会中，实力决定国际关系。拥有实力的主体可以对国际秩序的形成发挥巨大作用。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区分‘霸权’和‘领导力’两个概念。前者是通过把自己的政策和价值观强加给他人的方式来建立秩序，而后者是在得到他人的赞许和支持的基础上来建立秩序。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www.daowen.com)

当然，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领导世界战略是不彻底的，因为这时实际能够领导的只是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国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理由认为，真正的领导世界的战略只能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只能为主要接受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政府）所推行。

无论是就概念、内涵还是就理论基础而言，领导世界战略和支配世界战略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对国家利益的识别、威胁的确定和方法的认识上有着重要的差别。从表面上看，它们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正因为如此，当一个美国总统在推行领导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时，一些反对者总会极力鼓吹实施支配世界的战略。同样，可以设想，在一个总统推行支配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时，也会有人表示强烈不满，试图以领导世界的战略取而代之。

但是，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不同战略又有着并存性，即其中一种战略的某些成分可以与另一种战略的主要成分共同存在于一个政府的政策之中。也就是说，当某个政府推行的基本上是领导世界的战略时，它也可能采纳支配世界战略的某些建议；反之亦然，在某个政府推行本质上属于支配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时，它也可能接纳领导世界战略的某些思想。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两种战略本身界线的模糊，而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家们的实用主义。确实，许多实例表明，学者们的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理论主张可以同时出现在政治家们的政策实践之中。正如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所说：“作为一名教授，我知道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获得终身教授而事业有成。而作为一名决策者，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的分类抹煞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和价值完全密不可分。”^[10]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不再是国际体系唯一的构成单位了。基于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全球社会并不是国家间关系所能完全涵盖的，许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对国际秩序的形成与维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量，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全球化了。另外，基于国家联合或联盟而形成的超国家，也使国际领导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特点。总之，国际领导是一个崭新而充满变数的领域，国际关系学和领导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很薄弱的。对国际领导的关注可以拓展领导学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