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墨尔和里奇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太低，那么整个国家的生产组织都会滑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组织机构的品质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机构人员的整体素质。因此，一个国家教育的性质和质量是决定其管理者业绩水平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管理者只能从文盲和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农夫中挑选组织成员，而另一个却可以在熟练工人和大学毕业生中挑选组织成员，那么两者组建的组织机构将是完全不同的。”

一种观点认为，在所有的外部变量中，教育在改变管理者和领导者工作态度方面所施加的影响是最大的。一些管理者和领导者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研究工作，并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因此他们的管理和领导实践是不同于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的领导和管理人员的。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往往比较信任他们的下级、能放权给下级。他们比较有远见，在挑选和评价下级的时候往往更具目的性。在汲取控制、引导和决策等方面的现代技术时，他们也颇具潜能。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否受过系统的、较好的教育，对于领导者和管理者来说，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影响，或者说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知识视野，不能保证领导者和管理者对下级抱有充分的信任，也不能保证他们通过授权实施分权式领导。相反，他们的自信反而加剧了集权和专断的程度。更有甚者，他们有时会把下属视为一窍不通的蠢货。(www.daowen.com)

这两种观点是截然相对的。实际上，这两种观点仅仅是过分突出了知识和教育变量在领导环境中的重要性，而没有与其他环境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更没有把它与领导者个人的性格、观念以及习惯联系起来。如果不把这一变量置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进行分析，得出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良好的教育体制、较高的教育水平如果与现代民主制度、领导者尊重人的观念和具有包容性的性格相结合，那么就会得出前一种结论；如果领导者和管理者是在一种集权化的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再加上领导者自身的独断、专横和自我中心主义，那么他们的知识容量与开明、民主的领导方式之间非但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反而有可能将之推向一个专断者的位置之上。从这一视角入手，得出后一种结论，也就可以理解了。可见，教育变量虽然是重要的，但它是否对领导活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量，要把它与其他变量和领导者自身的特质联结起来进行整体考察，才能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