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对于领导活动具有什么影响，这在领导学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多见。倒是在一些政治学及其分支学科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在谈到土地问题时，认为“就土壤的性质说，当然，人人愿意在自己境界内可能种植一切庄稼（农产），使大家各得所需，样样都不缺乏，保证城邦高度的自给自足。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说，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这就提出了城邦土地面积决定人口（公民）数量的依据和标准。他还分析海洋以及海上交通对于一个内政良好的城邦究竟有利抑或有害。虽然他认为政治制度导源于人的德性，但是环境是政体是否优良的条件之一。城邦应尽量按环境所许可，建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城邦的中心^[3]。把自然环境对政治影响推向极致的可能当属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分析了气候和土壤是如何影响政治制度的。在气候炎热的地方，女子8岁、9岁或10岁就可以结婚，所以在那些国家里，幼年和婚姻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20岁，算是垂垂老矣。因此妇女们的“理性”和“容色”永远不能同时存在，当她们的“容色”正要称霸天下的时候，却缺乏足够的“理性”；当“理性”可以取得霸权的时候，“容色”已不复存在。所以，妇女只好处于依赖的地位，因为“理性”不能在她们年老时为她们取得“容色”在她们年幼时所取得的那种霸权。因此在这种地区一夫多妻制就是很简单的事。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女子的容颜不那么易于衰老，达到适于结婚的年龄也比较迟，并且其丈夫年龄也不小，因为妇女在结婚时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因而就有较多的理性和知识，因而很自然地给两性带来一种平等，结果法律也只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大自然赐予男子以体力和理性，赐予女子以魅力，但在女子容色消失的时候，她们超乎男子的优势也随之而尽。在炎热的国家里，女子的娇媚只在幼年，此后的一生就没有容色可言。甚至孟德斯鸠认为基督教在中国难以发展，也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这种试图从自然环境中寻找解释政治与社会的方法，虽然谬之千里，但它对于冲破僵化的神学思想却不无冲击作用。再例如，对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来说，就可能出现不同的领导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在自然资源匮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国度之间，就会有不同的领导观念和领导哲学产生。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从自然环境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因的一部著作。当然，自然要素对于领导来说，虽然没有处于决定性的地位，但对这一要素的忽视，可能就不能对领导给予正确的、客观的解释。(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