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看来，领导现象既不是个人优势造就的，更不是群氓孕生出来的，而是社会组织使然。组织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强制性的职位权力或角色权力（power of position/role），而且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在强化着领导现象的延续性，不仅学校、公司乃至最大的组织——国家具有这种功能，就是只有双亲和子女的小家庭也成为一个很小的政治体系，而且是一个领导体系的根基，以至于霍布斯把家庭称之为“小极权主义国家”。

社会科学通过对社会组织的观察与研究，为领导现象的根源提供了貌似科学化的解释。因为社会乃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其组织化程度更强。其实组织这一形式在古代文明中既已出现，但我们熟知的组织形式却是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初露端倪，即工业革命引发下的经济扩张时期。组织不仅在数量和应用的范围方面飞速增长，而且经历了结构上的转变：从先前的基于血缘纽带和私人关系的“公社”（communal）形式转变为基于契约性的“合作”（associative）形式。尽管组织导致了一系列意外后果的产生，例如有很多人把组织作为困扰当代社会的各种弊端的根源，女性主义者则把组织视为是巩固性别等级制度的工具，组织在规模和力量上的强大使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但是诸如此类的批评并没有延缓现代社会的组织化进程。可以说，组织为社会进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例如沟通、社会化、阶层化、规范的形成、权力的运用和目标的制订与完成都是通过组织来完成的。在现代社会中，领导与组织的关联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领导现象都是在组织中发生的。尤其是领导与商业领导的亲密性更强化了领导的组织化色彩，商业领域中每一次变革，都极大地推动了领导理论的革故鼎新。可以说，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依托组织而存在的，就是政治领导者，如果脱离了政党这样的组织，也几乎难以立足。在组织化程度如此强烈的时代，领导者的非职位影响力（个人权力，personal power）往往会受到忽视。(www.daowen.com)

其次，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维持与发展必须依赖于有效的领导。这一观点在效用层面上界定了领导现象的技术根源。我们知道，组织的存在依赖于它的士气、运行质量以及对组织目标的追求。大量的研究证明，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行政领导大约占到工作绩效的45%，领导对追随者的满意度和工作效绩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一个学校的氛围与领导有关，一个组织的士气与领导有关，一个国家的自信心与领导有关，有效的领导在组织和社会中创造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和期望，并能修正追随者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