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仅仅强调领导者个体优势更进一步的是对大众的忧虑、不信任乃至敌视。这一观念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几乎成了对领导现象根源的最完美的哲学和历史解释。西班牙人奥尔特加·加塞特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名为《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就认为，世上生来就有精英（贵族）和大众之分，前者是那些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人，后者则甘于平庸和随波逐流。“平庸的心志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在这一关于时代特征的基本论断之下，所谓人人平等非但是一厢情愿，还容易成为点燃暴民之火的舆论薪柴。与之相适应，长期以来，在领导学中也隐藏着一个顽固的假设：群体的无知是领导现象产生的温床。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要三思而后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能受到理智的驱使。但是，结果表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一旦一个人加入了一个群体，深陷于一群民众之中，就可能变得暴躁、惊惶、热情或者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道德良心相抵触，与其利益也相违背。在群体缺陷论看来，英雄是上帝派来的，英雄的出现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是上帝在地球上的进军，是上帝拯救人类的高贵实践。领导现象并不完全是基于个人优势而人为创造出来的，领导现象完全是基于群体缺陷而客观上所造就的特殊现象。群体心理学的许多研究成果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观点：民众是由平等的、无名的以及类似的个人组成的变化中的集合体，其中每个个体的思想和情感都会同步地表达出来。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道德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野蛮残暴、稀奇古怪和自我牺牲。一个骚动的、情绪高昂的群体，这些就是人群的真正特点。它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克服任何障碍，甚至摧毁人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成就。在这个几乎要毁灭人类文明的群氓的组合中，由谁承担起拯救人类的使命呢？这个人就是能够接近澄明境界的领导者。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尼采所说的超人、海德格尔所说的非正常人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领导学还隐藏着一个貌似很有道理的假设：在一个组织中，一般员工是不关心组织利益的，只有领导者才能超越个人利益去关心组织利益。一般员工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使其局限于一个狭隘的世界中，无法达到影响他人的目的。只有领导者才能从狭隘的追求个人利益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一般员工无法达到的境界。当然，近年来兴起的自我领导理论和超级领导理论对此提出了挑战。(www.daowen.com)